在经历了“符离之溃”后的摇摆不定后，孝宗曾一度想要重拾抗争的决心，令张浚巡视两淮，期望他能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与威望，将两淮防线打造得固若金汤，全力备战，以图与金军在战场上一决雌雄，扭转南宋在宋金对峙中的被动局面，再现大宋的辉煌与威严。
张浚领命之后，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奔赴两淮地区。他一路走，一路仔细查看各处的军事布防、士兵操练以及物资储备情况。到达之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备战工作之中，亲自督促士兵们加紧训练，提高作战能力；加固城墙、修缮堡垒，完善防御工事；同时积极调配粮草物资，确保战时的后勤供应能够源源不断。在他的努力下，两淮地区原本因“符离之溃”而低落的士气渐渐有了起色，军队也逐渐恢复了些许往日的精气神，仿佛又燃起了与金军对抗的斗志。
然而，朝堂之上的斗争却从未停歇，主和派的汤思退及其同党，一心想着与金国议和，他们视张浚的备战之举为眼中钉、肉中刺，担心张浚此举会破坏他们求和的计划，让南宋继续陷入战争的泥潭。于是，他们开始在孝宗面前恶意诋毁张浚，向孝宗进谗言说：“名曰守备，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意思是指责张浚虽然打着守备、治兵的旗号，可实际上根本没把两淮的防御做好，士兵也没训练出什么精锐之师，完全是在做无用功，白白耗费朝廷的人力物力。
孝宗起初对这些话并未全然听信，毕竟他深知张浚的能力与忠心，也明白两淮防线对于南宋的重要性。可汤思退等人却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在孝宗耳边吹风，久而久之，孝宗的心中也渐渐产生了疑虑。最终，在主和派的不断蛊惑下，孝宗于四月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主战派大臣痛心疾首的决定——召张浚入朝罢相。这一决定，无疑是给正在积极备战的两淮地区泼了一盆冷水，也让主战派的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四个月后，命运似乎也在为张浚鸣不平，这位一心报国、为南宋的军事防御殚精竭虑的老臣，在离京途中溘然长逝。他带着满心的遗憾和未竟的抱负离开了人世，而随着他的离去，南宋朝堂之上主战的声音愈发微弱，孝宗也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彻底倒向了求和的一方，南宋的国运仿佛又被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六月，局势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孝宗在主和派的怂恿下，下达了一个荒唐的命令，要求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何许人也？他可是一位有着卓越军事才能和坚定爱国情怀的将领，在之前的诸多战役中都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与谋略，深知唐、邓两州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这两州一旦放弃，无异于将南宋的北方门户大开，金军便能长驱直入，肆意践踏南宋的疆土。所以，虞允文坚决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他秉持着对国家的忠诚，向孝宗力陈放弃两州的危害，希望孝宗能够收回成命。
可此时的孝宗已然被主和派的思想所左右，对于虞允文的劝谏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认为虞允文是在违抗旨意，扰乱朝堂的决策。于是，一怒之下将虞允文撤职，降知平江府。虞允文无奈之下，只能黯然离开，而唐、邓两州的命运也在这朝堂的纷争中被推向了深渊。
七月，按照主和派的谋划，海、泗两州的宋军开始奉命撤退。这一撤退，使得两淮地区的防线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原本相互依托、连贯一体的防御体系瞬间变得支离破碎。金军见状，自然不会放过如此绝佳的机会，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南下突破这已经摇摇欲坠的防线。
九月，孝宗又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任命，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汤思退本就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主和派，他满心想着的都是如何通过割地赔款来与金国议和，对于军事指挥、战略布局可谓是一无所知。为了协助他，孝宗还安排了杨存中（即杨沂中，被宋高宗赐名“存中”）以副都督的身份与之配合。杨存中虽有一定的军事经历，但在这复杂的局势下，面对汤思退这样的搭档，也是有心无力，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十月，金军将领仆散忠义看准时机，挥师南下。面对那千疮百孔、毫无还手之力的宋军两淮防线，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地便突破了防线，一路势如破竹，朝着南宋的腹地挺进。所到之处，宋军或溃败逃窜，或无奈投降，两淮大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
十一月，噩耗接连传来，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原本作为南宋重要屏障的两淮地区已然沦陷，长江防线便直接暴露在了金军的锋芒之下，一旦长江防线被突破，那南宋的都城临安将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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