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九十九【697】2024-2-25（2）

读曾国藩日记九十九【697】2024-2-25（2）

原文

寅初一刻起，饭后趋朝。卯初一刻至景运门，旋过隆宗门，捧庆贺皇太后奏文，进至慈宁门之东阶案上，内监接入。同事者阁学宋晋从内阁捧表，礼待温葆深、李鸿藻前引也。旋在工部朝房等候。辰初，随同皇上行庆贺皇太后礼。皇上在慈宁门行礼，一、二品大臣在长信门外行礼。礼毕，至太和殿。辰正皇上升殿受贺。余与朱同轩相国在殿门正中阈外展表，太常寺司官宣读表文。皇上退，余与有差诸大臣补行三跪九叩礼。

巳初散朝，归寓。与吴挚甫等一谈，会客二次。中饭，请幕府小宴。下半日倦甚，屡次小睡。夜温《左传·襄公》十二叶。旋又小睡，盖连日辛苦，而昨夕未能成寐，故困甚也。二更三点睡。四更未醒，旋又成寐。在近日极为佳眠矣。

接纪泽禀，知内人目疾日剧，殊以为虑。丸药方至三十四味之多，亦决非良方耳。

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一日

向同治皇帝拜年

曾氏的这次陛见正遇上辞旧迎新的时候，他得以再次参加朝廷的拜年活动。这次活动实际上已经从昨天即同治七年的除夕便开始了。昨天一早，曾氏便趋朝感谢皇家的荷包之赏。这些年曾氏带兵在外，也常常会在年底接到朝廷颁发的“福”字“寿”字及荷包的赏赐。不同的是，以往通过驿递，这次是亲领。上午九时，同治小皇帝坐轿由乾清宫到保和殿，这里宴请诸王与文武大臣。这应该算是皇家对近臣的年关慰劳。

今天凌晨三点多钟曾氏便起床，吃完早饭后进宫。五点多来到景运门，经过隆宗门，手捧向两宫太后贺年的表文，来到慈宁门东阶的几案边，内宫太监接过。内阁学士宋晋从内阁捧亲贺表文出来，由礼部侍郎温葆深、李鸿藻在前面导引。众人都在工部朝房（即接待室）等候。七点钟时，跟随在皇帝的后面向两宫太后行礼。皇帝在慈宁门行礼，一品、二品大臣则在长信门外行礼。皇太后们并未出门，以递进表文及在门外行礼的仪式表示皇上率大臣们向太后拜年了。

拜完太后之后，即在太和殿向皇上拜年。皇帝出席，曾氏与体仁阁大学士朱凤标（字同轩）在太和殿中门外展开贺表，太常寺的一位司官宣读表文。表文读毕，皇帝退席，曾氏带领众大臣行三跪九叩礼。十点钟时，整个向皇家拜年的仪式结束。比起咸丰元年大年初一的拜年来要简单多了，程序也少多了。但回到寓所后，曾氏并没有时间休息，又要跟人谈话，又要会客，中午还要宴请幕僚们。到了下午，曾氏已觉得很累很累了。

大官员们有其风光的一面，也有其辛苦的一面。世人都看到他们风光的一面，忽视他们辛苦的一面。除开辛苦之外，他们还有风险的一面。多想想他们的辛苦与风险，对官场的趋鹜之心会减少许多。

原文

早饭后，卯正二刻上轿趋朝。皇上定于辰初二刻入座，筵宴外藩。余起行太晏，因由顺成门进西长安门。余步行三里至保和殿，甫到半刻，皇上已升殿矣。

此宴系赐蒙古、高丽各藩，而大学士尚书之入座者，不过陪侍之意，故赐奶茶、赐酒皆仅及外藩王，而大臣不与焉。余于道光廿六年曾以讲官在正大光明店侍班，与于此宴，分隔廿四年矣。辰正三刻宴毕，散朝。

归，清理文件。作应调人员清单，至申正始毕。至湖广馆赴宴，应张竹汀等六人之招也，灯后散席。归，夜写信与朱修伯商事，核别敬单。二更三点睡。

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五日

陪同同治帝宴请外藩

今天是元宵节，由皇帝出面宴请蒙古、朝鲜等藩属国，请大学士、尚书陪同。藩属国的代表可以享受皇帝所赐的奶茶及酒，而陪同的大学士、尚书则没有。曾氏想起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日讲起居注官的身份在正大光明殿当班时，曾参与过这种盛会。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轩昂青年已被岁月摧折成衰朽残年了。

这顿饭从辰初二刻即上午七点半开始，到辰正三刻即八点四十五分结束，历时一个小时多一点。从我们今天 就餐习惯来看，这是一顿早饭，而且用餐时间短。看来，这顿饭吃的是形式，借吃饭这桩头等大事来传达朝廷对藩属国的礼遇和关心。世上有许多有形式而无内容，或者形式大内容小的事情，也不能说这都是毫无意义的。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形式是大有区别的。就拿宴请外藩来说，一年到头皇帝亲见外藩代表的次数应该是很少的，倘若不借过年的机会设宴见见面，就几无相见的可能了。那么，大清国与藩属国的亲密关系从何体现呢？

日记结尾的一句话：“核别敬单。”虽只短短四个字，却是一件实打实的大事。外官尤其是握有实权的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官员进京陛见或办公事，与之能套上关系的京官会轮番请他吃饭，以示亲热，其实更主要的目的，是向外官讨银子。这是他们收入中的一大项目。外官也识相，在离京师时会给他们以银子。这种银子就叫别敬。此种做法，为大家所默许，成为官场的潜规则，任你是何等清廉的官员都不能免俗，故而当时有的手头不阔绰的外官，不是万不得已，是不轻易进京的。

曾氏是一个廉洁而俭朴的人，但他既然进京，便也不能特殊。我们看他这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儿子的家信：“正月灯节以前惟初三、五无宴席，余皆赴人之召，然每日仅吃一家，有重复者辄辞谢，不似李、马二公日或赴宴四五处。盖在京之日较久，又辈行较老，请者较少也。军机处及弘德殿诸公颇有相敬之意，较去冬初到时似加亲厚，九列中亦无韪言。然余生平最怕以势利相接，以机心相贸，决计不作京官，亦不愿久作直督。”我们从这句话里可以窥视出当时官场的风气。不仅京师的官不好做，就连靠近京师的直隶的官也不好做。

那么，曾氏离开京城时，会送多少别敬呢？也就在这封信里，他告诉儿子：“余送别敬壹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曾氏准备送壹万四千两银子，所有籍隶三江及江苏、安徽、江西与两湖即湖南、湖北的京官都送，以视同等对待。当然，并不是平均分配，其中亦有厚薄之分。三江是曾氏为官之处，湖南是他的老家。湖北为什么要送？这是因为湖北与湖南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省，只是到雍正二年才分开，两湖人过去常称大同乡，即源于此。再加之曾氏曾做过七天的湖北巡抚，老九做过近两年的湖北巡抚，这样一来，银子自然不少。

这笔庞大的银子从何处来呢？从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小金库里来。小金库里的银子又来自何方呢？来于“缉私”，即来于对不法商人的罚款。罚的款没有入国库，用于主管官员的公关支出。这便是古往今来官场的公开秘密。曾氏是个自爱的人，他没有将小金库的银子挪作私人财产；至于不自爱的官员要把他转化为私产，那自然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所以，就会有许多做大官的拥有金山银山，而从法律层面来说，他并没有贪污，他还可以说是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