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不便提名的，是段宗明得病后从其他部门调来的，身份是干部，此人脑子好使聪明，也很尽责，还会给你出一些工作上的主意，他对我似乎很好，我也就以诚相待，就有意识地培养他，但后来发现，此人干什么都有他的目的心计，并不是我所想象的一样，甚至有过河拆桥的品行，这些评价和感觉是和他共事过的、曾经培养过他、给他各种机会条件并且帮过忙的，几个同事同时得出的结论。

另外一个就是肖汉臣，他原同我一起在水泥厂呆过，后调虫胶厂、联合乡做专职驾驶员，回族，但生活上没有忌口，猪肉照吃，甚至还喜欢吃回锅肉，记得调计委后第一次请我在家里吃饭，桌子上就摆着猪肉回锅肉，当时我曾吃惊，后来才知道，他只是回家和老人一起生活时才忌口。他的特点是勤快，车也开得好，他开的车随时干干净净，是出了名的爱车驾驶员，坐上他的车就会给你一种特舒心的感觉，且他非常尽责，他同我共事时间最长，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个人原因耽误工作的事，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严格地说他还是我开车的师傅。

在计委近10年的时间里，机构几经变动，计委的名称也随之几次变更。计经委、计划委员会、计划统计委员会、计划物价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等，每次变更主任职务也随之重新任命，那时段,县里科局长领导职务变动很频繁，有的科局长，县委几次提交人大任命都通不过，而我每次都是高票通过。

在计委工作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充实、辉煌的时期。一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村人，担任了如此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我很满足，也很自豪，因为我的提拔升迁，没有丝毫的后台背景，自己也没有向组织和领导提出或表示过要当领导的意向，全凭自身的努力和人品取得组织信任，这一点县里没有人不服。其间，县委曾把我作为再提拔对象，也向地区上报过提拔副县长的报告，原县委书记赵家铭调离墨江后他还亲口告诉我，在他时任书记时曾把我列为县长人选之一。

后来墨江干部大调整，来了黄灿宁书记，开始他对我也很信任，同他一起视察雅邑、哪哈、坝溜几个乡村时，对我提出的一些见解他都很赏识，也给我说过常委会报我当副县长的事，他说此事如不行，准备把我推荐交流到好一点的如景谷、普洱（现为宁洱）等县任职，还征求过我的意见，叫我去正县级单位，森工局任局长，我谢绝了，因为当时森工局的确也是个很困难的单位。再后来的日子里，由于政府和县委领导矛盾加剧，我作为政府工作部门，固然与政府领导接触多些，加上我这个人的秉性一般无特殊情况不会直接找领导，尤其是对县委领导，很少主动汇报、请示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似乎隔着一层的关系。我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不给领导增加麻烦，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管他们该管的事，我一味只忙于干好自己的本职，认为搞好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这样，黄灿宁书记就把我划为不与县委保持一致的对象。

还有老家堂哥在与邻村水源纠纷中把对方的饮水池炸毁，把事态闹大，成为惩治对象把他抓起来，村子里的人不服，他们上访，把村民写的申诉材料给我看时，一些语句措辞上我作了适当修改，黄灿宁看后说农村人写不出这样的材料，大小会议上他都在讲县级机关有人支持此事，针对的就是我。其实公民正常反映、申诉实情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官场上顺昌逆亡理论哪管你权利不权利。有一天我们村子里组织了近百人准备到县政府请愿，我感到事态严重并报告了黄灿宁，他对此举表示感谢，认为我还不完全是他想象的那么坏，还表扬我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做得对。

当时墨江政界的确存在反对派、支持派（即书记与县长对立），实际上我什么派也算不上，后来书记占了上风，县长调走，来了个“金山会议”科级领导大调整，一次动了近百人的科级干部，还好我还不在被动之列，这也许得益于我平时与人为善，无原则、违法的事我不干，没有无端地得罪过任何人的缘故罢。正因为如此，直到我退下来，听到的大多都是好的评语，还没有听到背后指骂我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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