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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二月，卡--文（卡度桥到文武乡）公路从江边到文武段动工，县里成立了工程指挥部，指挥长由县长兼任，工交局长任副指挥长，我被指定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派驻工地前线。指挥部有工程技术员李云忠、李忠林、白万忠，以及郭辉等。公路全长72公里，分二期进行，第一期工程20多公里从李仙江卡度桥到江边，动员全县乡镇民工义务修建，第二期工程实行工程承包，包工队先后有部队工程队、昆明工程队、福建机械队以及个人租来的推土机等，还有人工包工队，如祥云、四川的，最多时上马人数多达300多人。我们的指挥部先后四次搬移前沿，靠前指挥。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后随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现场监管、验收，帮助处理行政协调等事宜，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驻地，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工地同工程队一起吃，当然每餐都少不了大酒大肉，因为工程队老板丝毫不敢怠慢我们，巴不得天天都去和他们一起吃，和我们搞好关系，我当时肩挎汽枪，腰里还别着一支五四式手枪，手枪是白文学从县公安局要来配发的。由于工程是以工代赈项目，土石方单价低，很多包工队都没有赚到钱，特别是人工开挖，亏本的也不少，因为是县里的重点工程，我们都非常尽责，有时候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回家不超过二天，在工地的十个月时间，回家时间不超过15天。
记得那年学校放假，女儿和李忠林儿子李天甲到工地来玩，当时女儿七、八岁，天甲稍小点，我们每天去工地工作，就把两个孩子留在乡政府驻地由炊事员阿四帮带，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我们去了工地，那天阿四一不留意，两个小孩独自出来顺着公路来找我们，沿途大约走了二、三公里，被工地上施工的截住送回，因为工程队的民工他们知道是我们的小孩。施工地段严格控制行人进入，工地是分段施工的，现场随时有滚石下落，还有放炮炸石的危险，如果他们继续往前走，随时都会有不可想象的危险。那天以后我很快就把他们送回家，生怕再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年春节，原打算定了回家时间，但因工地上的事走不了，推迟一天，听说女儿那天一直在门外等我回家，她妈妈喊她进家，她还哭了起来，说我说好要回家的没有回来，骂我是骗子，可见父女之情的深厚。
一九九二年卡--文公路工程接近尾声，我接到通知回单位工作。计经委人称小政府，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很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钢材、石油、粮食、柴油、水泥等，都由计经委掌管分配，那时主任是胥学炳，人称胥大爷（豪尼，同我一族系），他对我很信任，如李吉昌、李正维、李明等几个副主任都是老资格，可他叫我分管的是较重要的工业交通口，有意识地在培养我，当然了也有我作风扎实，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前提条件，干起工作来也是得心应手。那时期正处计划经济淡漠、市场经济发芽初期，计划分配物资除少量农用柴油指标外其余部分已放开，但项目审批、立项大权仍在计经委，就凭这点人们心目中的计经委仍然是个重要部门。
一九九三年，胥大爷升任县长助理，主任位子当时的常务副主任李明最有资格，因他比我早些时候进计经委，他调任副主任之前也已经是正科级（原联合乡乡长），其他两个因年龄关系不再是人选，而我呢，则是刚从科员提拔的副主任。可县委在征求胥大爷个人意见时，他极力推荐了我，他推荐我的理由（后来告诉我的）第一是墨江工业经济很重要，说我具有全面的工业经济经验；第二在与他共事期间，觉得我有掌控全局的能力，足以担当此任；第三文字功底胜过李明。组织上考察确定人大任命我为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时间是一九九三年三月。此事李明同志至今还心理不平衡，还有怨气，当然我俩的关系也还是好的，后来，他也调任民委当了主任。
计经委是由计委、经委两个部门合并的简称，其职能涉及全县工业、农业、基础建设、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主任担子固然不轻，大部分时间出差在外，特别是争取项目、和资金的多少对整个县显得尤为重要，还有项目实施中的监督管理、组织验收，立项筛选、项目实施后的跟踪管理，都是计委的日常工作，也是计委的主要职能。这样使得计委主任的工作很难呆在家里办公，要搞好计委工作，担任主任一职等于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了妻子，包括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根本无法顾及。开初爱人还在郊外教书，中午回不了家，孩子又小，还好女儿有生活自理能力，七、八岁就可以自己做饭——当然是简单的把米泡好，把要吃的可以蒸的菜放在电饭煲里，放学回家把电饭煲插上电，待饭熟了，家庭作业也做完了，女儿匆匆吃好饭又独自上学去。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作为父母的当然于心不忍，只得多方面反映要求把爱人调回县城，为此事曾求过教育局长李诚成、县小校长张灿、李志×、王尔贵、税务局、交通局等单位领导和个人，这些单位除了工交局同意调回当仓管员（原先会计）我们不愿意外，都没能进入，后来还是遇到了时任人事局局长的温源华，把爱人调回了县劳动人事局，先在局下属社保局过渡，后正式到劳动人事局工作，总算解决了孩子的管教问题，实现了调回县城改行工作的愿望，这决定了爱人后半生的命运——从教书匠变为了国家公务员。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真的要特别感谢温局长。
爱人的工作是如愿了，但因我大部分时间在外顾不了家，使得她很有意见，经常拌嘴吵架，她人也变得很敏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的确有一些客观因素，第一，对家庭照顾的确太少，一方面家庭、一方面工作职责，对我这个与生俱来的工作狂而言，肯定是把砝码压在了工作一边；第二，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文化思潮考验着人们，路边饭店低俗淫生、歌舞厅、按摩等各种名目繁多的“黄色”营生盛行，爱人也不得不警醒，当时如果抵不住诱惑，很难说是一种什么状况，开初阶段我也确实赶了新鲜，时不时参加所谓唱歌、跳舞等一些公费活动，但道德底线我算是守住了。后期，即0七、0八年我基本上在回避，万不得已的活动我都是报到后悄悄开着车逃回住处。在此期间我有三个累，即：吃饭累（吃饭就喝酒）、陪客人累（唱歌、跳舞、娱乐我不爱）、开会累（开会的时间特别多，从上到下，大会、小会，都要求一把手参加，都是所谓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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