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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泥厂的12个年头，我曾从事会计工作八年，我的性格是“大劈大砍”的那一类，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的认真细致工作我并不喜欢，但这八年的会计工作，使我的性格确实得到了磨炼，因为财务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有时候账务上的几分钱不平衡，也得费上很多时间去查对，直到查正为止。工作是逼出来的，性格是磨出来的，工业会计是各专业会计中，因涉及成本核算而显得最为复杂的一项专业性工作。在水泥厂，产品品种虽然不多，但如水泥、砌块砖，还有主要材料成本的单独核算，就显得工作量大且繁杂，总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做这些工作是不得以而为之。尽管这样，和我一同从事财会工作的同龄人中，我的业务能力比起他们来稍强一些。
一九八二年，我终于推辞掉会计工作，从事支部书记工作，我的前任书记是鲍树兴和刘之早两位，是从其他行政单位派下来的老科级干部，都先后调回行政单位。企业中党支部工作是个虚衔，客观上企业就是以生产为中心，经济效益至上的场所，拿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生产）相提并论，显得很乏力，因而，支部工作这个差事对于我来讲，也并不适合，只不过是过渡一下罢了。八四年，在打破大锅饭的企业改革中，参与了以李欧明为首的企业承包领导小组，我担任副组长，同时担任副组长的有李平、钟继斌。这是墨江企业改革的初次尝试，实行产量效益双承包，当年扭亏为盈，为以后的墨江县国企改革提供了借鉴经验。
在水泥厂我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如赵志平（三哥的同学），他本来是贸易公司采购员，下乡时相识，本来他是不愿意到水泥厂当出纳，但因我是会计的缘故，最后还是来了水泥厂，另外还有苏连山、魏邦全、李荣、谭国良、张权超等，他们都在我的恋爱问题上给予了支持和鼓励。还有在石棉厂的罗华俊、张家友，通过我的关系也调到了水泥厂，尤其是张家友，是我一生中算是最真诚的朋友，我在石棉厂时，星期六、星期天，他随我到过杩木老家，到了水泥厂后关系仍然很好，送爱人去碧连教书时，他帮着挑行李、锅灶一同前去，有时托他用自行车帮接送爱人，他对我特别真心，还利用他在石棉厂机修车间时学到的技术给我制作了一个相当于比一般大盆厚实两倍的大铝盆，可惜这个大盆在赖蚌被人偷了。张家友为人虽然很不错，但个人问题始终是个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在思茅他的小舅者崇宽把他调到了思茅茶机厂，与一个农场姓邹的结了婚，后来爱人也调回了茶机厂。思茅茶机厂在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响当当的国有中型企业，在本地享有盛名，但国企改革中败于竞争，大批职工下岗。张家有被派到茶叶基地去当什么领导，也没有什么好结局，提前退休，直到如今30多年工龄退休工资仅1400多元。现他爱人也已退休，小孩张俊大学毕业后考取了西盟县公务员。后调回普洱市社保局。我们虽然分别二十多年，但仍然保持联系，小女结婚时他特意从思茅赶来参加婚礼，并送了1000元大礼。
在水泥厂的几年中，段守明、刘永琼夫妇无意中对我们家产生好感，是我家子孙多发的缘故吧，提出要与我打干亲家，要我给现在的儿子大鹏起名字，我也同意给他按我家江字派起了个江鑫的名字，因当时大鹏的名字叫磊磊，我把石字改为金，意为去石改金。但只是名义上的，没有真正启用过此名，直到现在不叫磊磊，也不叫江鑫，改叫段方鹏（小名大鹏）。他们全家待我们很好，女儿婷婷生性爱哭，三岁时在水泥厂上托儿所，刘永琼当保姆，整个托儿所七、八个小孩，唯独就她一个从送进去一直哭，哭到下班，是刘永琼付出了比别人成倍的耐心，硬是把她领乖。直到上县城幼儿园，也是把她托付给永琼家，在她家吃住，和大鹏一起上学，得到他们家真心实意的呵护。女儿对其“亲妈”也是很依恋，直到大学毕业、成家立业了每年回家都少不了亲自拜见，我们双方大人固然也很好，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城镇不同的两家人成了真心实意的挚交。
我不干会计工作后，若有机会随时可以离开，不会有工作上的牵扯，这是我走出水泥厂的第一步打算。一九八七年十月，在时任工交局局长张德伟和李万荣书记的关心帮助下，被借调到县工交局搞人事秘书工作，借调时间不长，两三个月后随即正式下调令，并任人事秘书股长。八九年，我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其间，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平时复习也懒得下功夫，爱人发觉这个念头后，是她鼓励我、支持我，有时甚至是逼我下功夫，别人去参加考前辅导我都没参加，仅仅是在水泥厂时参加了一下初中文化补课，结业考试因数学不及格没拿到初中文凭，挂上所谓二档初中头衔才得以有报考资格。勉强参加了考试，结果成绩出来后，我出乎意料的考取了云南民族学院预科班，提前半个学期进入预科学习，尔后，正式转入经济管理大专班。使我感到自豪的是当年同我一起去参考的有很多都是正规高中生，他们都没有考取，我一个小学毕业生，仅管是预科，但毕竟还是比他们早一年进了大学门。这一次是人生转折的关键，没有文凭提干是没有条件的，这对我以后的仕途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没有爱人的激励和支持，也就没有我之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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