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周所居住的地区接到了通知，这片区域将进行城中村改造，在农村大凡有此类的变动就会引来黑势力的加入，而该村的一把手正好就是黑势力头目，他当年就是提着砍刀去他前任家谈判，才得以就职其位的，可想而知，这片区域进行改造会是怎样的结果。
周是个不善言辞，又有些固执的女人，她不是像其他拆迁户那样逆来顺受任人摆布，而是用血肉身躯跟黑恶势力相搏，自然，在这次拆迁中，她的倔强和韧性被无限放大了，那些歪曲政策性的文件她都要收集在手，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也收录成材料，证据确凿后开始往北京跑。
信访，这个在中国还专门设置了部门的机构，是要按照程序来的，材料应由最底层一步一步往上申诉，周另辟蹊径，从最高层跑起，而高层则逐级将材料审阅后一层层往下安放，最终又回到了起点，这种可笑的圈圈周跑了12年。
一开始，只要她前脚一到北京，后脚立马有人去将她截回来，信息之快今人咂舌，回来后身上必定会多出不少伤疤，后来，她身边莫名多了几个“安保人员”，每天出门，定位堪比GPS，她成了机场，火车站，汽车站购票被拒的“神经病患者”，这其中的心酸自不必多说。
12年后的今天，周还在外面奔跑，只不过她已经跑不出她那个小村了，她的房子早已被强拆，而且身上还留下可怕的疤痕，还有如祥林嫂般的状态，她每天像上班一样的按时去乡政府报到，当然了，乡政府的大门是永远也进不去的，她只能在乡政府的大门外死吹那个跟了她12年的哨子，这个唯一使她信任的伙伴是有人不让她说话时用来反抗的工具，没有安身之所，没有经济来源又失去劳动能力的她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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