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教文献
敦煌石室中道教的经典也不少。李唐在创业时得到道教图谶的帮助，并且因为与老子同姓，故以老子为远祖，尊敬道教，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敦煌本是佛教圣地，在朝廷尊崇道教的风气影响下，也建立了开元观、神泉观等道观，抄写了大量的道教经典。
《老子想尔注》共两卷，敦煌残卷（S.6825）有饶宗颐先生的《校证》，从内容看是五斗米道教信徒的著述，反映早期道教思想，十分珍贵。敦煌道教写本还保存有道教佚经《老子化胡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义疏》、河上公简注和释文等。此外还有一些佛道争衡的材料如《老子化胡经》等，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3、“三夷教”
文献三夷教是汉籍中对中古时期曾流行于中华大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三种外来宗教的统称。
这三种宗教都源于古代的伊朗或叙利亚地区，在中古时期经由中亚、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在以包容性著称的唐朝曾经盛极一时，但由于无法像佛教那样成为中国的主流宗教，在中国扎根并发扬光大，而是仅流行于本族人士或中土的上层人士，致使灭法之时三夷教信徒总数只有三千余人，时人所谓“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故而文献记载十分有限，只留下一些只字片语。
因此，新材料的发现对我国三夷教的研究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20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大发现，直接促成了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兴起，也为景教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并未发现祆教经文，但其丰富的粟特资料对入华祆教的研究也有着巨大的推动力。
自从敦煌遗书发现以后，入华三夷教的研究就与敦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三夷教的研究成为敦煌学一个重要的分支。
敦煌的三夷教文献多半保存完整，文字精工，篇幅较大，信息丰富：其中景教在敦煌留下了六篇汉文景教文献、一则藏语景教占卜资料、一条粟特文占卜资料等，其中有《一神论》这样的长篇文章；摩尼教则留下了《下部赞》等三篇极重要的汉文文献、一篇回鹘文《忏悔词》、数篇写作于沙州回鹘时期的短篇摩尼教文字以及一篇包含了老子化摩尼内容的《化胡经》。
而祆教则与二者殊异。
摩尼教与景教的传教皆得到了唐朝皇帝的许可，广泛传播于中国边疆与内地，其信徒不止有粟特、回鹘、大秦人，更有很多汉人甚至高级知识分子。
如据考证李白《上云乐》一诗即含有景教因素；杜甫在蜀期间曾经为一座大秦寺的废墟留下诗篇；《景教碑》的书写者更长期被怀疑为吕洞宾。而摩尼教更是在武宗灭佛之后转入浙闽民间，成为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民间信仰：明教。
相反祆教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三夷教之一（后赵石勒、石虎时期已聚徒拜胡天），却独无传教记载，信仰祆教，敬拜胡天的只有少数民族（包括胡太后、齐、周皇帝等），绝无汉人，而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汉语祆教经典文献的发现数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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