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娃,娲,哇。物种,人命,创生,性灵。
作者在两种文体的魔幻中凝视历史,将目光投向社会阵痛。“我”的姑姑,一个从医五十余年的乡村妇科医生,在时代任务下不断转换身份,也在职业道德和人性伦常中挣扎纠缠。创生,毁灭,再创造,对立的工作让她迷惑,又伴随着更强烈的、索萦一生的负罪感。
1953年-1957年,国家经济繁荣发展,人们吃饱喝足、心情顺遂,于是婴儿落地如雨后春笋。那时的姑姑刚刚学习新法接生,在乡镇行医。她破除土法迷信,保全无数母婴性命,十里八乡皆为美谈,自己也乐得其中。“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老年的姑姑如此深情回忆那段黄金岁月。那时,接生的过程让她忘记了对立,收获一种纯碎的、属于人性的感动。
1963年秋,经过三年饥馑,地瓜大丰收。是年初冬,高密东北乡迎来建国后的第一个生育高潮。姑姑繁忙奔走于各村各庄,将这批孩子命名为“地瓜小孩”。那时的她完全不会料到,这竟是她工作经历中最后的愉快时光。
1965年底,控制生育浪潮席卷全国。wg后,计划在地方推进态势更猛。姑姑作为公社妇产科主任“临危受命”,和非法受孕者斗智斗勇、死磕到底。她四处广播、乘船漂流追击,她推倒古树、威吓抵抗者四邻,她不畏咒骂、血流如注依旧坚持一线……看者触目惊心,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更遑论被实施者。于是孕妇地道逃生,亲友战兢掩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在少数,悲剧无可挽回,老疤又添新伤。于是姑姑变成了怨妇、魔鬼和幽灵,她是让人谈之色变的刽子手,是计划生育土政策的守墓人,是制造十里八乡人间炼狱的罪魁祸首。她当然也在反省、在思考,但时代浪潮的裹挟让她最终坚定不移地执行着、斗争着。
疯狂多么高潮,反馈就有多么萦绕。80-90年代后,计划生育改变了窜天火势,政策愈加规范,姑姑也开始陷入往事的痛苦漩涡。2800个孩子,这些尚未来到世上即被流产的胎儿,成为姑姑痛苦的根源,也演化为她赎罪的蓝本。很多人不理解,以姑姑的条件,为何最终会选择一个泥塑手艺人作为伴侣?但我想,在看到2800个泥塑娃娃的样子和姓名时,我们都有了答案。姑姑在用另一种创生的方式去弥补、赎罪。当然在她看来,这种弥补永远亏欠,噩梦也或许永无终了。
愤怒,我们当然有理由愤怒。为何“生育”会和“计划”相连?为什么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发生在中国大地?我们当然也应当控诉,控诉如姑姑一般冷漠的母婴杀手,他们为何有权利剥夺那些本应存在的舐犊情深?但愤怒无济于事,控诉也不能改变历史。我们应该思考,应该行动。我一贯反对从制高点的视角评价历史,时代自有其局限。在充满荆棘和伤痛的背后,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确有控制,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节制”,也是对世界的一份“贡献”,尽管这种贡献伤痕累累。
历史在轮回,但难以想象,轮回的速度如此之快。从多子多福的时代走来,历经计划生育、一胎两孩的风雨,我们竟然又迈进了三孩时代。政策永远服务于国家需要,但“创生”的情感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此消彼长。生后何养?养后何育?育人几多?花费几何?现实如重锤,时代在喧嚣。多元的发展、互联的世界,都让思想更前卫、理念更包容。当“合两性之好,上以承宗庙、下以继后世”不再是天大的选项,当个体意识的萌动超越族群延续的传统,我们或许应该从另一个崭新的维度去思考“生育”的话题。
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此打住吧,留下作者的结尾:
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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