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围绕延津展开的故事，作家对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怀有深沉而热烈的情愫。当然，与《一日三秋》不同，这次故事围绕着“话”展开。
人是要说话的，许许多多的人正是在和他人、自我的对话中明晰定位，码放生活。但一旦将这种交流赋予某种作用，又会在无形中弱化“言语”本身的力量。甚至，一旦失去了可以言语的人、值得言语的事，一个人的精神乃至由此建构的世界就面临崩溃的风险。
作者从吴摩西诸事不顺起笔，写到他学徒杀猪、染坊挑水、县府种菜、入赘馍坊等一系列坎坷遭遇，但这些他都一一忍受了下来，最终却因为养女被拐、没有“说得上话的人”而出走延津。半个世纪后，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又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可以说得上话的人”而回到延津。一走一回，勾连起几十年、两代人的风风雨雨。
看似风雨的故事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式观念。我们延宕千年的传统社群架构和思维方式，让彼此之间互相熟悉、互为依靠。但恰恰正是这种“熟悉”，又让彼此之间竖起更坚硬的、隐形的藩篱。这种孤独是深刻的，也是持续的，而我们自己又很难和孤独和解，于是千百年来人们用各种方式制造“声响”，去试图抚慰胆小的魂灵。进而，越过人际关系的表面种种，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神奇的现象：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百年，却依旧如同新生的婴儿一般龃龉前行。
我无意否认个别人、个别时候，我们可以摆脱这种内生性的孤独，收获内心真正的平静，但这种现象，至少在作者笔下的世界，是一种偶然。这就无怪乎无论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总会产生一种“杀人”的冲动。这种杀是具体的，因为总伴随具体要实施的对象；但同时又是抽象的，因为动机本身其实是对环境、勾连和与世界接触不满的一种发泄。
作者描绘的故事很具体，很白描，但读者的想象和共鸣却愈加抽象。好似流沙流水，可感知，难留住——就好像自己的生活被一张拓版平行刻制在书页里，每一个人物都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人，却又很难说哪个在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游离恍惚的感觉之所以产生，或许恰恰因为，无论虚构还是真实，言语是串联的，孤独是共通的。
如何摆脱这种孤独？是广交友朋，亦或认真深入一段关系？作者没有给出答案，我也没有。但我想，挣扎是一定存在过的，或必将存在。而这种挣扎本身，也是一种姿态，一种因存在而合理的美好，延续多年，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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