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我们由课下小注可见孔乙己是孔夫子的化身，孔子字仲尼，仲是排行老二的意思，乙在甲之后也排在第二位，化三千是教化了三千学生，七十士是最优秀有七十二人，尔小生是你们这些孩子，八九子可当八九个学生或是八九岁正当发蒙上学的孩子，佳作仁，可知礼是以仁义为学习的榜样，然后才可以学得礼仪教化的方法。这段朗朗上口的话原是旧时私塾给初入学的学生发蒙学习孔教儒家的入门歌谣，孔乙已在歌谣中讲的确实是孔子无异了。
孔夫子也多不得志，怀才不遇，孔子周游列国，却百无一用。人称丧家狗，鲁迅的孔乙己也是孔夫子的末世再现的生动写照。如果孔乙己是暗指孔夫子在末世再现的话，有点像陀思陀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一章，耶稣即使重返人间可教皇主教神甫等已经形成的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宗教势力也不允许他复活存在，历史上有真实的耶稣本人，也有宗教教皇神父对信徒贩卖宣讲的耶稣形象，两者不能并存，现实中以教皇为首宗教势力代表的耶稣驱赶走了真实正现的耶稣本人，世道如此，正不胜邪，让人叹惜。孔乙己为孔夫子的化身，鲁镇世人对孔乙已的冷酷迫害借指世人对孔夫子的曲解钻营，如同真实的孔夫子被人讥讽冷视。宣告了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的末世消解，又回光返照让孔乙己空怀悲悯世人，却无治国良方，用鲁迅的话总结：哀其不兴，怒其不争。面对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以华夏文明征服侵掠者野蛮文明的以夏变夷不灵了，多少读书人想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解救的答案，比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廖平的托古改制，鲁迅做为旧学西学两大传人，鲁迅乡试成绩时极好，良好的国学功底说明鲁迅先生骨子里对传统文化是熟悉敬畏的，但他也看出儒家文化的消亡，留学日本寻求西学。但他始终身处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两难处境，鲁迅的眼光即超前又循旧，鲁迅弃医从文，借小说杂文等通俗文体广泛开化民众，重为国人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往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民族精神，鲁迅从事文学创作和梁启超当时首推小说的移风易俗作用如出一辙，大有佛家：世间有一人不成佛，我既不成佛！的大志雄心。既讽刺儒家不能在当下救世，又为千年孔夫子立传。
关于小说与政治历史的关系，在这里我借用金克木老先生《玉梨魂不散，金锁记重来》一文作例证，在清末民初，国忧家患，自身颠沛，促使无数敏感读书人作儿女之梦，抒英雄之情。有心无力，是男实女。有悲愤之壮志，感无力之弱身。愤世嫉俗，自怨自艾。曼殊和尚诗云：“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那时的人从李义山（商隐）的《无题》诗化出许多政治情诗。这类诗文和蔡孑民（元培）作《石头记索隐》以政治解小说，吴趼人（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如官场现形记等四大谴责小说）以小说讲政治等等如出一辙。政治之失意得意化为男女之悲欢离合。以“意淫”通于政论。这种扑朔迷离的至情之人在那时当以苏曼殊上人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为最。
孔乙己一文不单是小说还可当政治历史来解读。孔乙己写于一九一九一年，作者在文中说写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时间当在戊戌变法前后，科举制还没有废除，那时的纯文化人在末世对儒家思想有两种大的看法，一种是坚持固守儒家最入世最有人道主义的民族精神，儒家卫道士曾国藩在看透这天公不语对枯棋的局势，日夜盼其早死，不愿见儒家消亡国家崩溃，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无法面对如此困局投水自尽，无独有偶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水自尽，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自杀都说明这是儒家的卫士和殉道者。也有终生坚守儒家如洋博士辜鸿铭尽学西学后忽然后半生向心儒学，终生不剪头上的辫子，梁漱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为儒家证名，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唐文治创办无锡国专，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虽然儒家纶才的科举制在近世终被废除，但这些人坚信肯定儒家的入世用世之学仍有大用，仍有传承的必要，大有宗教中：正因其荒谬而相信！的固守，不看眼前大势，冷对世人嘲讽，坚信千百年的儒家自有其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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