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像我这类丁克一族是无心、无缘、无权、无据去话谈子女教育的。好在，本人名下坐拥校区房一套，且栖身高校二十余载，怎么讲也算是有所瓜葛的。特别是在疫情绵延不绝又频生变数的当下，似校区房和“双减”这样与政策挂钩的民生话题，值得一聊，值得一叙。
在哈尔滨这样的副省级城市，房价明显涨上来约摸是2010年前后的事情了。我的臆断兴许缺乏依据，因为那些年既没有买房也没有卖房。至于“校区房”，我最初的直观感受就是“学位”紧俏，好多人求亲告友、想方设法地把户口迁移到心仪的学区。这种操作，除了征得户主（亲戚朋友）同意，还要先后打通派出所、学校等关节，方可确保顺利入学。
当年，为了把妻弟家刚出生侄女的户口落在我的校区房名下，刚从公证处公证员退下来的岳母大人“单刀赴会”，估计是采取了非常规运作“搞定”了派出所领导。据说，落户只是第一步，等到孩子适龄入学时，这种投靠亲属的落户须经严格审核。不过，那个时候很多事情应该都是可以做工作的，约定俗成，大家都懂。后来，小侄女回北京上的小学，前两年户口也迁去了天津。尽管如此，至今想起仍然可见那个时候的户籍管理和学位审批还是有灵活空间的。
正是因为还可以不通过买房就能够落户上学，所以那些年的校区房刚需并不十分火爆，房价也只是合理高于市价。即使我所在校区的铁岭小学位列南岗区（本市教育资源高地）三甲，也没有深切感触到市场有什么特殊反应，房价有什么异常浮动。直到两三年前，本市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关于一批重点小学所在校区“必须提前两年锁定学位且上学后五年内不允许户籍变更”的新政，一下子让校区房炙手可热，昂贵稀缺。
其实，与标准的一、二线城市相比，本地的房价（含校区房）并没有高到那么离谱。只不过这些年东北（黑龙江）的经济持续低迷，收入相对落后，老百姓的心理预期和购买力不断下降而已。更令人雪上加霜的是，疫情来了还连绵不断，各行业不胜其扰，更让大家信心受挫，出手谨慎。去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日渐冷清，个别区域、少数楼盘甚至房价大幅回落，购房者和潜在的需求深受打击。尽管校区房受影响不大，目前也是观望者众而交易寥寥。
在北京等地校区房政策调整导向的助推下，本是校区房刚需的家庭，既要担心此时购置房产的价格风险，又要顾虑今后可能生变的政策风险。如此一来，我那在中介挂了两年的校区房，由于一直坚持“不太亲民”的报价，也就迟迟没有如愿售出了。
按照既定的方针，我的校区房也不急于变现，倒不是指望它继续增值，毕竟利好已经出尽，只是现在卖出去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投资渠道，买房碰不得，股票基金也不乐观。不如等等吧，名校名师少，重视教育的家长多，只要资源有限，就不至于有价无市。
由此可见，义务教育的竞争内卷，校区房的僧多粥少、奇货可居，直接导致了校区房房价的居高不下、持续看涨。与此同时，这也决定了在只能是少数孩子借助校区房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背景下，更多的家庭和孩子只能通过走后门、开小灶、加码、恶补等方式缩小差距，减少不足。
关于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的信奉外力、疯狂补习的奇观胜景，我无需具体描述，各位亲历过的都如数家珍。随着课外辅导、应试助考的愈演愈烈和变本加厉，素质教育已由学生心智、耐力的比拼，严重外化为财富和投入的斗法。为此，国家不得不叫停乱象，祭出“双减”，否则真的是恶性循环，无尽无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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