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流行一种时尚，就是每当逢年过节前，每个乡村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四类分子”。什么是四类分子呢？就是农村里被永久管制劳改的四种人，这四种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简称“地富反坏”。这四种人的身份标志叫做戴着“帽子”。那时候的“四类分子”基本占每个村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或者更多一些。
管制这些人的主要方式是除了派给他们苦、脏、累、危的活儿以外，再随时强迫他（她）们增加额外的无偿劳动。这些劳动内容主要是，打扫全村的街道，以及临时性的活儿，比如大队（村委会）的马车拉回煤炭来缷在大队门口，就广播上喊四类份子去往办公室担煤炭等。反正所有临时出现的活儿都是这些人无偿去干，并且还得干得积极，不能有丝毫的不满情绪。所以，其实这些人也不敢有什么不当的语言或行为上的表达。因此，每次批斗，他们所做的检讨也基本都是老生常谈，重复上次的内容。
我们村有个人，叫李守进，也是贫苦出身，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脑子灵活，口才好，喜欢在田间地头，水余饭后（那时候基本没有茶，只喝开水），说几句俏皮话，来调侃一些人或事。就这样，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后期，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划成了“四类分子”。
记得每次批斗会，李守进除了说几句要继续好好接受改造之类的表态的话以外，就是检讨他在四清运动中，调侃上面派来的四清干部，说的的那几句话: “我在四清的时候，把老金叫成尽狗松，把老曲叫成屈家王，把老刘叫成流不满，把老王叫成王八蛋”（这可能是他被戴上帽子的主要原因）。
那个年代参加过许多批斗会，听过许多被批斗者的检讨，唯有李守进这几句检讨深刻地刻入记忆了。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决定给所有“四类分子”摘掉帽子，解除了管制。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就街谈巷议起来了“给他们脱了帽子，连四类分子也没有了，以后让谁打扫街道呢？”唉！时势造人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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