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25日，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谈到了原子时代的危险，“现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居民都必须仔细考虑这个星球无法居住的时候，”他说道，“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生活悬挂在一个细线上的核达摩克里斯之剑下，可能因为一场事故，一次误判，或者狂热掉下来。战争的武器必须在毁灭我们之前而被销毁。”相比这些论述，真人秀明星，地产大亨，及候任总统，特朗普在圣诞之前发推称：“美国必须大力增强和扩充核威力直到这个世界的面貌由核武器来决定。” 在MSNBC的Morning Joe节目里，他再出狂言：“来一场军备竞赛吧，我们会在方方面面超越他们并且比他们坚持更久。”1月2日，他发推：“朝鲜称他们已经快要研发出能够到达美国国土的核武器了，不可能！”我们很难理解他在说什么。
肯尼迪演讲之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包括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以及继任政府关于禁止战略性核武器的主要协定。然而，正如埃里克·施洛瑟最近写的那样，在现今核领域的一份令人不安的调查中，大动荡的风险高于以往而且保护措施远远不够。所以当即将上台的总统用推特或者电视节目无视那段核战略的残酷历史以及国际协定时，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超越政策关于能力和理性的问题。
没有必要局限于将于1月20日宣誓的特朗普，但是这值得我们去检验如果总统过于粗心，过于漫不经心，在处理事关国家存亡的问题时冲动，我们有什么挽救方法，如果总统可能将地球化为尘土，我们能做什么？而且由谁来做？或者换种说法，在超级党派时代，如果需要采取行动来阻止一个冲动得要发动核战争的人，谁敢于跨越党派的界限呢？这种情景离我们并不遥远，毕竟，最近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对一个虚假的假消息作出反应，威胁对以色列的核打击，也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宪法的确提供了一些措施，最主要的就是弹劾，不过这需要严重的不当行为，议会提案以及参议院审判。同时也有另一条路，同样复杂而且不太现实。有一天，总统奥巴马提到国父们为后人留下了一些有趣的缺陷，比如给予三千八百万人的加州和不到50万人口的怀俄明州同样多的参议院席位。这不成比例的遗产不可能改变，选举团也不可能改变，至少不会很快；国父们使得更改他们异常持久但有缺陷的文件变得很困难。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危急的问题，事关总统的无能甚至愚蠢呢？在搜寻一本关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之间的关系的书时，我被这个话题深深吸引，特别是迷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在1951年的秋天中风的艾森豪威尔无法履行第二个任期，和伍德罗·威尔逊在他总统任期最后十八个月发生的一样，人们可以做什么呢？谁能介入？（在威尔逊的案例中，那应该是他的妻子，伊迪丝。）在国会图书馆及位于堪萨斯州阿比林的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我发现一份富有启发性的信件，是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和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的，威廉·罗杰斯没有在宪法里发现提到这个问题，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认为宪法制定者们故意忽视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每一种解决方法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留到发生之后在解决。”而且，他写道：“不需要我说明的是，没有比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更敏锐更聪明的起草人了。”所以他们一定商量好决定将这个问题以模糊的形式保持至今。Rogers对那些情形会如何影响他的朋友尼克松特别感兴趣，不过他没有得到更好的答案。
这个国家很幸运。艾森豪威尔很快恢复了，两个月后发给尼克松一份备忘录，尝试解决总统无能的问题。备忘录里讨论了如果他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更困难的——如果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艾森豪威尔提议尼克松作为副总统，可以声明总统无法履行职责，但是艾森豪威尔有权力宣布自己已恢复能力。艾森豪威尔不愿意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尼克松，但他从不担心尼克松会做出不恰当的事。比起正式的法律文件，他更倾向于私人信件，“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成熟的信任和友谊。”然而，在这个模式下，总统需要争夺关于能力的认定。
这个问题在宪法上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直到1965年，国会通过第二十五条修正案，两年后通过所需的3/4票数得以追认。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当总统去世后出现的副总统空缺问题，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发生过一次，林登·约翰逊1964年大选之后才有了副总统。这条修正案允许总统任命副总统，只需在参众两院多数通过即可。（该法令在1973年第一次应用，总统尼克松提名杰拉德·福特代替因受贿丑闻辞职的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这条修正案也解决了总统短暂地无法履职的问题，像乔治·W·布什在2007年进行结肠镜检查时，将权力转移到副总统迪克·切尼手中，以保持总统履职过程的延续性。
艾森豪威尔提出的问题——当总统无法履职时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以及当总统感觉良好想收回权力——在第四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这个机制运行缓慢：副总统以书面形式告知众议院议长以及参议院临时议长，总统“无法履职他的权力和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副总统接替担任“行动总统”，如果总统反对——以书面形式声明“并不存在无法履职的情况”——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副总统和内阁或国会的大多数要告知参众两院议长，总统无法工作。拿决定权就在国会手里，他们有48小时会谈，21天做决定，然后投票，以2/3大多数来决定是否要将总统权力赋予副总统——从而保护总统权力不被篡权，不过在奇爱博士式的危急时刻，也不太实际。
1958年2月5日，艾森豪威尔给尼克松的备忘录只给少数几个人看过，但是最后还是泄露了。3月，艾森豪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备忘录，他说：“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只是根据宪法，做了信仰坚定并彼此信任的人应该做的事。”至于权力的转移是否会导致类似于“音乐椅游戏”，他回应说“这意味着当无法履职的情况没有了，他会收回权力。”不过，他也看到了潜在的问题，他说“我承认：如果一个人精神错乱，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可以，但是公众认为他不能，那自然要做一些其他的事，这没问题。”
把这些应用到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听上去像电视剧。但是也可以惊叹过去的一年多，这个国家经历了什么。如果总统的无能或者不适应——或者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精神错乱——成为了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危险，那就不仅仅需要一位富有创意的编剧，才能摆脱以往幸运的美国历史的灾难性转向。
原文链接：What If a President Lose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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