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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用了一天时间翻完法国传记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写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的生活》，这本传记是我读过的有关昆德拉的传记中最好的一部。昆德拉对自己的私生活隐藏得很深，他移居法国后，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并对自己早期的诗歌、随笔、戏剧等都不予再版，还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在祖国捷克出版，并宣称曾经写诗的昆德拉是另一个人，不是他。对外只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小说家”。他种种不近情理的做法，也引来了很多矛盾的说法和评价。那他生命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他如此厌弃昨天的自己，痛恨自己的祖国呢？他的这些经历、情感是如何融进他的小说，化为他解读世界、人生的素材。这本书里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些答案。
布里埃写这部传记难度是极大的。因为昆德拉从不与人谈论自己，也特别注意不留下与他的文学文本无关的材料，比如日记、书信之类的。布里埃主要以昆德拉的理论性随笔与小说为基础，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 、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我昨天提到读昆德拉小说得了解二十世纪的中欧史，这部分历史在本书中有详细的展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面积，左上角红线圈出，分裂成七个小国
二十世纪捷克历史简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捷克与斯洛伐克联合，于1918年10月28日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代表在慕尼黑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捷被纳粹德国占领。1945年5月9日，捷在苏军帮助下获得解放。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执政。先后更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60年）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并于1993年1月1日起成为捷克及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国家。
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南部城市布尔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巨大奥匈帝国在战后分裂为七个小国，其中之一是捷克斯洛伐克。倘若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被分裂，它就是中欧的一道屏障，可以在二战中阻止希特勒的东侵和斯大林的西进。可分裂后的中欧就成了强国轮番蹂躏的薄弱地带。捷克的处境就像春秋时的郑国，被晋楚两个大国夹击，只能保持墙头草的姿态。而昆德拉的前半生就活在这种忽社忽资、忽左忽右频繁的政权交替的悖论中。就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写的，特雷莎在苏联侵入时所拍的布拉格民众挑衅、抵抗的照片，到亲苏捷共掌权后，竟成了检举揭发的证据。
昆德拉回首往昔，曾与一位记者朋友谈起对曾经深信不疑的革命理想的幻灭：
“法西斯在公开承认的反人道主义基础上，决定了一种非常简单的道德立场，非黑即白。相反，斯大林主义则依靠一场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一开始,依赖于崇高理想与准则,渐渐地,却把它们转变成相反的一面:把人类之爱变为对人的残暴,把真理之爱变为举报制度,等等.我们看见,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运动在我们眼前化为某种对立的东西,将人类的所有美德淹没其中。”
昆德拉青年时期经历了身处这场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所带来的狂热，也出于天真和幼稚放弃自由，以追求更加公平、更加博爱的世界。可现实摧毁了他的信仰，也使他转入怀疑主义，就如萨宾娜、托马斯一样怀疑、背叛，直至堕入虚无。
在《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中，有一章节写到记者带着他的儿子来要求托马斯在支持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字。托马斯拒绝签名，他的理由是请愿书对政治犯毫无帮助，而且他们的行动只会给政治犯带来危险。并篾视他们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这样的行为为自己树碑。托马斯其实就是昆德拉发表自身观点的工具。
签名事件是真实发生在昆德拉身上的事。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也曾有人要求昆德拉在“七七宪章”上签名。昆德拉拒绝了。为此，昆德拉还与捷克的另一位剧作家哈维尔展开辩论。昆德拉说：“正义事业的失败犹如爆炸时的火光不但能把世界上全部痛苦暴露无遗，而且能把创造者们的品德光耀于世。”也就是说，哈韦尔们的请愿实是想自己出风头，就像中国古代的谏臣，通过冒死进谏以求流芳百世。哈维尔事后与记者谈起这场辩论时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请愿的确没起到任何作用，那些犯人继续在监狱中受苦。但是那些请愿书却给监狱里的人精神鼓舞，而且促成国民的团结。它具有更深的意义，即标志着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开始。哈维尔说他反对昆德拉，是因为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充满希望的另一面。彻底的怀疑主义是把一个人的热情基于幻想的世界，但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并因此而隐蔽了事物更有希望的一面。
“布拉格之春”后，哈韦尔被投入监狱，而昆德拉被开除党藉，剥夺出版权，后移居法国。哈维尔一直在为民主共和国而努力奋斗，请愿、坐牢、发起非暴力革命，1989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哈维尔身上具有昆德拉所不具有坚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哈维尔比昆德拉具有更成熟的理性，而昆德拉其实至死身上都流淌着他所批判的抒情主义的气质。他说哈维尔发起请愿是想自己出风头，这恰好映射出他年轻时行事的动机是出于个人出风头。佛印曾与苏轼论禅，苏轼说他坐那里像堆牛粪，佛印说那是因你心里有堆牛粪。正为此理。
一个自恋者的行动，往往缺乏持久性、坚韧性，这是由其动机的浅表性决定的。但昆德拉又不是一个盲目自恋而不自知的人，他恰恰具有高度的自察和反自恋能力，使得他为了克制自恋，而做出一些强硬行动，拒绝签字，销毁诗集，否定昨天的自己等等，让外人看起来他给自己设了许多条条框框。他的生命显得极其僵硬，不可通融，这都源于他内心对自己的不认可。
这本传记中还提到了一起发生在昆德拉青年时代的告密事件。2008年10月12日，历史学家严当·哈迪莱克和记者彼得·特舍施纳克，在捷克的《尊重》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昆德拉告密》。作者在该文中提到一份1950年3月14日的警察报告，报告上写着：米兰·昆德拉于1950年告发一位大学生收留叛逃者，导致叛逃者被抓，并被叛处22年监禁。昆德拉在媒体上极力否认这件事。但由此也让我们联想到他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写雅罗米尔举报女朋友哥哥叛逃。1950年，昆德拉21岁，正是被革命激情冲昏头脑年纪。昆德拉将曾经的自己写进小说，加以无情地讽刺、批判，他甚至已经觉得那只是他创造的小说人物，与本人无关，正如他说“写诗的昆德拉是另一个人，不是他。”
人往往是这样，自我批评容易，接受他们批评难。尤其是当别人抓住他在文中透露的思想、信息，对他进行批判时，他更难以接受。毕竟我们的真诚，并不是为了授人以柄的。
我的观点，倘若昆德拉读到，定会恼羞成怒。我恰恰是读懂了他内心的软弱（这可能只是我的一孔之见），而迷上了他。因为我觉得我与他性格和心路历程存在一定的相似度。他的《生活在别处》让我读懂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以及那种盲目的激情本质和危害性。我因此也高度警觉自己的自恋行为，并对一切媚俗采取漠视的态度。
我同样痛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立场站位。我既不站在左的阵营，也不站在右的阵营，所以在某些热点问题的讨论上，两面不讨好，腹背受敌。虽然我的心是同情右的，但我以为他们是担负弘道责任的君子，本该保持清醒的睿智，却犯着与左同样的极端思维，用同样手段煽动人心，究其本质就是媚俗。
我很想像萨宾娜一样高呼一声：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
早餐
最近，要多做烤面包，将西点存货销完。昨晚用了装在密封罐里的陈年酵母，面发了一晚上才发至两倍大。还发现夏天的面很难用揉面机打出手套膜，室温高。需放冰箱里冷藏半小时，再揉。面团热了，再冷藏，再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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