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566》讲述的是以明朝嘉靖45年间为历史背景，用浓墨重彩的笔墨刻画了嘉靖、海瑞、严嵩等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形象。全剧是围绕着“人治与法治”这一问题展开的，剧中的主要描绘的是明朝庙堂上，嘉靖帝和官吏之间的博弈故事。
就“人治与法治”而言，是从先秦时期至今，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话题。“人治与法治”之争，本质是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社会治理道路，而这场争斗中的关键群体便是“官吏”。
在中国古代“官吏”其实是指两类人，一类是“官”，另一类是“吏”。除了地位上的不同之外，最本质的差异便是分工不同，“官”主要负责“制定政策”方面的工作，“吏”负责“执行和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
一、海瑞与张居正的人治
相比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成熟的“法治”，“人治”有着更旧的历史。“人治”自部落时代便已有之，且“人治”最契合人的本性，所以无论“法治”如何强势压制“人治”，都无法将“人治”彻底压垮。正如《大明1566》剧中，海瑞一心‘为天下苍生求命’，最终还是逃不脱“清流忠臣”的桎梏。
海瑞流传于世的《治安疏》，开头写到“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这段内容中，海瑞言明了最核心的思想：君权至上，帝王是九州之主。此种思想做底，任海瑞如何言之有理，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的颓势。这与其说是海瑞志大才疏，不说将海瑞比作愤青，空怀一腔热血，却无实际对策。
海瑞的思想与法家思想家慎到的思想有几分相似之处。慎到先师从道家，后转投法家，其学说精妙绝伦，令人感叹，其尊君、贵势和尚法各有独到之处，却也短板明显。慎到的认识仅停留在“人性自私”的层面，而未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慎到极度排斥‘尚贤思想’，主张‘任人为能’、打击‘人治’、否认‘王权至上’，却又寄希望于统治阶层的自律和自制。慎到只谈“对与错”，在“是与非”之间作选择，对解决问题的办法停留在理想主义。最终慎到思想只停留在了齐国的稷下学宫。将慎到的主张称作乌托邦式的‘法治社会’，应该有几分准确性。
慎到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违法所在”的主张，与海瑞《治安疏》中的社会构想如出一辙，虽让人神往，却缺乏可操作性。
海瑞算得上是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极大的责任感，但就实际而言，海瑞的作为实在有限。相比之下，张居正就务实的多，做事谨慎有度，有知识，有方法，主张在复杂的环境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千秋基业，干部为要，人才为先。”一针见血的言明了，张居正在选人用人上，知人善任，不空谈对错，使大部分管理能够各司其职，保证了嘉庆之后明朝国力的恢复。
张居正被后世成为‘明朝唯一的政治家’，便是对其对中肯的评价。
但是，有一点要明确，海瑞也好、张居正也罢，都是一种‘圣人出黄河清’人治。世人从商鞅的结局，看到的是法治的不可控，其实最不可控的不是“法”而是“人”。
二、叫好不叫座的法治
人性的自私，在人当权后的表现往往相同。就是在不自觉情况下，倾向于使用“权术”，以此威压下层，这点在‘嘉靖帝’身上尤为明显。这一过程中，嘉靖时时伴有义正严词、大义凛然的鼓吹及“此乃规矩”之类的话。这就如同职场中对下属苛刻的领导，这些人其实绝多数不是好人，他们通过虚张声势达到自身目的，表面上却一副刚正不阿的样子，本质上就是“大奸似忠”。
历史上真正为社会带来进步的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势、术、法三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在后世，被统治阶级发扬光大的其实仅仅是“术”这一类，“势”作为“术”的依附长期存在，而“法”在历朝历代被刻意回避。
“法治”虽好，但是绝大多数上层阶级，不会选择这一治世理念。因为执行这一理念，就代表着要放弃当权者的特权，来实现唯才是举、法不阿贵、法内无私。从这一点上讲，这种人极为少见的。正如那句话说的“圣人出黄河清”，黄河很难变得清澈见底，所以这样的圣人也难以出现。
既然无法寄希望于圣人现世，就要在制度建设方面下大力气。最大程度地完善制度、落实制度、维护制度，以此克制人性“恶”造成的危害。在法制化进程中，将社会治理的阶段从“法制”层次上升到“法治”层次，再到“制治”阶段。通过制度治理摆脱“人治”的循回往复的魔咒。
三、小人物何去何从
鲁迅说过“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小人物要认清自己的微不足道。只有这样才能明方向、知去留、做到位。但是，看清自身的微不足道，并不是趋炎附势、自甘堕落。而是要有“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的处事信条。
正如《毛选》所说：“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好要结合一个东西，叫作实际”。任何高谈阔论和不切实际的清高，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脱离了实际，理想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而实际是什么？不是海瑞式的非黑即白，因为人性很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相比之下，做事是最容易的。但是，‘想做事，还想要有收获’，就必须认清现实，不能时时处处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身边人，要躬下身子，放低姿态。水至清则无鱼，况且世间也没有‘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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