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贵族的作品，而鲜有民间作品，更没有什么民歌作品。
传统一向认为，《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十五个地方的民歌，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意淫。
在先秦时期，在《诗经》的时代有所谓的国与野之分，当时的所谓邦国主要是一些殖民据点，据点内生活的是从天子到诸侯到大福再到士的各级大大小小的贵族和所谓的国人，而殖民据点之外则是所谓的野，生活之民则成为野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结构，国与野有严格的区分，贵族、国人与野人有沿革的区别，这使得生活于城邦中的自认高人一等，高高在上的贵族们不可能去搜集传唱民间的歌谣。直到战国末年，屈原因流放民山野而改编当时的民歌而成《九歌》之流仍然被历代评论者视为特例。《诗经》中全是各级贵族的“宴语”与祭祀歌谣。而在《诗经》时代的真正民歌，真正民间作品便是历来被否定辱骂所谓“郑卫之音”。
我们检点上古文献可以看到，先秦时期，贵族在宴饮、外交等场合常常有所谓赋诗言志之说，不少人在朝堂上也往往引述《诗经》的内容进行劝谏或发表评论。即当时贵族们引述《诗经》往往是断章取义，就当是社会的阶层结构区分情况来看，贵族是不可能引述民歌的，《诗经》自然也不是民歌作品。
而且在先秦时期，《诗经》还是贵族教育的教材，是对贵族子弟进行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的教本，是贵族子弟日后为政的重要参考。在社会阶层结构严重分立的时代，自视甚高的贵族使用民俗俚曲为教本？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无论先秦时期到现代的语言存在着怎样的变化，但文言分离是先秦时期的基本语言特征。在先秦时期，民歌作为一种产生于社会基层未受过语言文化教育的群体中，其在语言上必然是俚俗口语。而《诗经》则是完全规整的书面语，也即是规整的文。从这一点上来看，《诗经》也非民间作品，而是受过语言文化与审美艺术教育的贵族们的作品。
再者就是，《诗经》中的大量诗歌，包括《大雅》《小雅》《颂》以及《国风》中都涉及到了创作时代的重要政治事件，但在诗经创作的时代，国与野的分立使当时属于“野人”的社会群体不仅没有机会参与当时的各项政治事件，而且由于厚厚的城墙作为屏障隔阂，其甚至了解统治阶级范围内的政治事件的可能性都没有，哪有可能在自娱自乐的歌谣中传唱这些政治事件？再说了，作为一个与这些政治事件毫无关系的吃瓜群众，传唱这些政治事件的目的与意义又何在呢？
另外就是《诗经》中出现的众多自然天文知识也非当时的底层民众所能知晓。这最突出的便是《七月》一诗，其中的天文历法知识别说是当时的底层民众，就是当时的普通贵族也不一定知晓，就是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一定知晓。
最后就是《诗经》中的众多器用非民间所能拥有。如《诗经》第一篇《关雎》中“琴瑟友之”的“琴”与“瑟”，尽管这两种乐器在当时的民间也有，但民间的叫法决非如此规整；《钟鼓乐之》的“钟”与“鼓”，其中的“钟”明显就是中上级贵族才能拥有的青铜器器皿（乐器），“鼓”在当时主要用于军队之中，甚至连一般的中下级贵族中都不可能有用。这两件乐器出现在民间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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