踱在懒散的街上

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会在傍晚时分，穿着运动服，并带上一身的懒散，开门下楼，踱在我家楼前那条懒散的街上。

这是一条我所生活的城镇里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街道，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缺少繁华和刺激。

与那些人头攒动的闹市相比，它就像得了软骨症，软巴邋遢地伏在这座城市的边缘,说城里不城里，说乡村不乡村，属于二八掯子那种地方。不过这样也好，正好迎合了我这种懒散的心情。

每天早上，我匆忙上班，车子蹬得飞快，直奔城中心的单位。我无暇去观顾街道两旁的建筑，包括身旁擦肩而过的任何一副面孔。周遭的一切于我都是模糊的，虽然我每天都要挤身于那些拥塞的街道之中。

行人们大多都和我一样，也在奔着自己的路，去做自己的事，行色匆匆是如今城里人的真实写照。

但我也有放慢速度的时候，比如今天傍晚，我穿着宽松的运动服，神闲气定地出了楼口，用不着骑自行车，横着膀子，悠哉悠哉地懒散在这条僻静的街道上。

街道不是很宽，路面也不及其它街道平整。两边的楼房都显得破落，楼体龇牙咧嘴，很多地方的墙皮都已脱落，留下一片片岁月的沧桑。

楼的旁边是一条遍地烂菜叶和鱼鳞的小巷，溢满了腥臭味。一个胖乎乎的女人穿着背心、端着盆脏水摇摆在巷子里，“哗”地一声，女人的前面留下一片污浊的水泡子，她甩动着一对儿硕大的奶子向回走，宽大的背心被风吹得“扑啦啦”直响，腰间露出一片厚墩墩、白花花的肉皮。

街边的垃圾箱被塞得满满登登，五色的塑料袋四处飘荡，偶尔一个拎着蛇皮袋、手拿着铁钩子的拾荒人，在箱子里胡乱翻腾一气儿，再用铁钩子把垃圾箱敲的山响，使这条沉寂的街道不至于睡死过去。

一楼的饭店里走出一个小姑娘，怀里抱着装满杂物的筐，向垃圾箱走来，她没有将杂物倒进箱里，而是与那拾荒人耳语了几句，便从筐里摸出一堆稀里哗啦的易拉罐和啤酒瓶子塞给那人，那人从兜里掏出两张纸币递给小姑娘。

因为距离远，我看不清楚，那钱不会很多，顶多也就一两块钱。我蓦地醒悟，拾荒人弄出的山响是敲给那小姑娘的。

那小姑娘我认识。两个月前的一个早上，她挎着花布包儿从乡下进城，向我打听哪家店子招服务员。由于着急上班，我就指了指对面的饭店：“你去那家试试。”说完我跨上车子，上班去了。

上个周日，几个小时的玩伴进城办事，我领他们到这家饭店搓一顿。还未进门，小姑娘一下子认出我来，连拉带扯把我们让进单间：“大哥，这顿饭我请了，以后尽管多来就是。”说着她进了后堂，俨然成了饭店的主人。

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一个姑娘家，正是读书的年龄，偏偏来城里闯荡，这样短的时间就学得如此世故，我猜想，她要是到前面的闹市区做事儿，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在这时，从小姑娘的饭店里走出几个人，边走边用牙签儿剔着牙，偶尔从牙缝里剔出稍大块儿的鱼渣或肉末，立即用舌尖儿顶到唇边，“呸儿”地一声吐出老远，看得出来，他们已经酒足饭饱。

他们之中有一位我认识，不光我认识，这一片的很多人都知晓他，他是出了名的上访专业户。

前些年他在林业局的工程队上班，晚上纠集几个人在工棚里喝酒，由于天黑，出去解手时，把尿撒到裸露的电线接头上，到医院治疗后导致一条腿肌肉萎缩，于是两口子开始上访告状，让林业局包赔损失。

三年前他老婆和他在省城上访时跟外地另一个告状的私奔了，传说他那次被电击，不光是一条大腿肌肉萎缩，下身那东西也落下毛病，他老婆闲心难忍才跟别人蹽了。

林业局领导也许看他可怜，把棚户区改造的楼区巷道铺设工程包给了他，两年下来，他不但腰缠万贯，买了轿车，不知在哪儿还弄回一个黑市夫人。

“今天你咋没开车呢？”我主动和他打着招呼。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弟，你八成是给我挖坑吧，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你都不知道？”

我连连点头：“还是大哥懂法。”

“那是不假呀，这么多年我全靠法律吃饭了。”说完，他领着另外几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撇了撇嘴：哼，你老婆也是靠法律跟别人私奔的？

街道静了下来，我顺着人行道继续往前溜达着，前面有几个人正在一棵绿化树边上下着象棋，我撒摸了一眼，今天杨老师没有来玩儿。

杨老师是我家的对门，做邻居已有十多年。他先前是中学的历史老师，直到退休也未在城中心混上个楼房，如今退休在家，看孙女，闲来无事就到街边玩上两盘象棋。年轻时“唐宋元明”讲得头头是道儿，可这“楚河汉界”他却马马乎乎。

一次我路过棋摊，看他戴着老花镜和几个年轻人玩得正酣，不一会儿就被他们稀里糊涂地“将”死。我急了，指着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你这不是拿老人开涮吗？看人家眼神儿不好，就偷人家一个‘马’。”

那年轻人刚想冲我来，杨老师乐呵呵地站起来：“没事，没事，你们下吧，我也该回家了。”

路上，我问杨老师：“他们偷了你的棋子儿，你为啥不生气？”

杨老师瞧了我一眼：“生什么气呀，也不是赢房赢地的，偷就偷吧，就当那‘马’长腿儿跑了。”

我没有言语，自忖：我还是年轻呀，我看重的是输赢，而老人图的是消遣。

我当年揣着一身泥土，就是从这条街进城的。那时，我走在这条街上，未感到丁点儿懒散。恰恰相反，我打量着周围的楼群，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新鲜。

小时随母亲进趟城，看到那高高的楼房就想：不知什么时候，我也能和城里人一样住上楼房，就可以不用烧柴做饭，就可以不蹲在茅房里用木棍儿挎屁股。

如今楼房住上了，我还把一个城里的姑娘骗上床，和自己睡了半辈子的觉，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怪怪的，在城里住惯了，回到乡下就嫌那儿破落。

一次母亲急了：“乡下再不咋地，你不也在这长大了吗？你说你们城里好，我还不稀罕呢，那城里人老玍古了，你要是打听往东边的路，他们准让你往西边走。”

听完母亲的话，我没有言语。

“哎吆“一声，我险摔倒。原来是撞到拴在树上的马车上了。我环顾一下，四周无人，只有拉车的马在冷冷地瞧着我。

我不能和马一般见识，它不会说话，再说也没它的错，人家没有动地方，是我自己一不留神撞上的，说不准它还是杨老师被偷走的那匹“马”呢。

我正要转身，从楼里一步三晃地出来个女人：“这咋说的？把您碰疼了吧，要不进屋我给您按摩一下？那赶车的老板子也在屋里唱歌呢。”说着她要来拽我。

我赶紧躲开，冷冷地看着她。那女人脸上涂着不均匀的化妆品，深一块儿浅一块，让人读不出她的年龄，低领衬衣下的那两个圆圆的东西大半裸露，但显得臃肿和多余，实在打不起我的精神。

一眼就能看出，她和我一样，不是一个正版的城里人，因为她没有城里女人那种高傲而性感的气质。

我抬头看了看那破旧不堪的歌厅牌匾，顿时明白个大概。唉，一个乡下女人坯子，却染上了城里人的风尘气。

近几年，乡下的人们眼睛也盯上了城里，他们在地里扣大棚，种反季节蔬菜，然后拉到城里来卖，早上他们从这条街道进城，傍晚他们揣着城里人的票子从这里出城。

日子富裕了，每个人都兴冲冲的，摸摸兜里挣来的钱，男人们浑身上下就开始燥热。他们不敢在城中心的娱乐场所造次，他们知道，那地场儿可不是他们消魂的所在。

于是他们就在这快要出城的偏僻的街上故意让拉车的马放慢脚步，只要有女人向他们招手，他们就拴上马车，穿着还粘有庄稼地里泥土的解放鞋钻进屋里，半推半就地潇洒一会儿。

他们赶着马车走在回家的土路上，想着刚才与女人的云雨时，心里美滋滋的：俺也能和城里的女人混到一个床上，真他娘的潇洒。

等要快回到家时，老板子慌忙跳下马车，从地边薅些干草胡乱地在身上乱蹭，以便蹭掉从那女人身上粘来的廉价的香水味儿。

其实他想错了，那女人八成也是乡下人，说不准哪天他就会发现，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女人正是村西头某某的老婆呢。

夕阳已经卡山儿，照在着懒散的街道上，像撒了一地的鸡蛋黄子，我再没有在这条街上懒散下去的兴趣，转身向回走。

街上没有一辆汽车，偶尔一两辆晚归的马车在匆匆地赶路出城，车上坐着的男人满面春风，好像也是刚从哪家歌厅钻出来的。

街的两边也寂静下来，不远处那个疯老太太照例还骑在一棵不算粗的绿化树上，旁若无人地荡着悠悠，直把树折磨得东摇西晃，恨不能倒在地上。

疯老太太南腔北调地哼着《样板戏》，根本就不关心街道上发生的一切，更不在乎今夕何夕，此地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