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一)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一)

【导读】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原载于《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篇名。作者所国心、董滨当年曾深入湖北省红安县实地采访三月有余，最终完成这部中篇报告文学。

        至今，仍被称作歌颂红安的鼎力之作。红安县党史办提供原文，以飨读者。

这是徐向前同志为本刊中篇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所题写的篇名 刋登《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封面

      第一章 在远离首都的地方

        这里过去叫黄安，现在叫红安。地理教科书上说，这里属于大别山的东段。

        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大本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中，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从这里走出了二百二十三名将军，产生了两任国家主席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

        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

        今天，当我们把笨拙的笔端伸向这里，这片英雄的土地向我们口授了它的指示……

        为红安籍的将军们一一干杯

        一九八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北京始发的专列开进了一个远离首都的车站，车上，走下一着群着将校服的x国人……

        翌日，在人民解军武汉军区机关里，军官们获悉:×国国防长已于昨夜抵达这里。当晚，在东湖侧畔的珞珈山宾馆举行了欢迎宴会。

        宴会厅里，军人的勋章与水晶杯交相辉映，乐队在演奏。这支军乐队，是军区张才千司令员特意为客人安排的，演奏的节目清一色是雄壮的进行曲和军乐。因为，这是清一色由军人参加的宴会。

        这位国防部长被誉为“中国通”，思路敏捷，善于辞令。他在讲话中客从主意，也着重强化了宴会的基调:“两天前记者曾问我，此次来中国，为什么执意要来武汉?”他用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加大了这个问号、随即话锋一转，“因为我是一个国防部长。因为武汉地处中原，自古乃是屯兵重地，出于这样的身份来中国访问，我不能不来武汉。还因为这有一个将军的故乡，一个叫红安的县里出过二百二十三位将军……”

        “中国通”果然名不虚传。“将军的故乡”，红安也当之无愧！他在掌声中把话题引到一个历史的高度：

        “我是钦佩中国的将军的，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因此，在这里我可以准确地提议，为在的周世忠将军一一为二百二十三个红安籍将军的代表，干杯!”

        乐队奏起《军队进行曲》。周世忠副司令员端起酒杯，向这位国防部长致意。他不仅想到了二百多个同乡籍的将军，也到了与红安有着近似血缘关系的我军一代将帅:徐向前、陈赓、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李德生……在那先后持续了二十二年的战争中，红安以山里的米粒、森林中的浆果，哺育了他们。而他们凭借这块土地，聚集起四十八万红安儿女，开辟了豫皖苏区，组建了红四方面军。

        这都是历史了。

        然而，人们是需要知道历史的一一不仅是本国的，有时还要知道外国的一一并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和教益。于是，战争结束以后的三十多年中，红安人把自己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来访的外国人，告诉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戴着柳盔帽的越南人、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夹克衫里揣着《格瓦拉日记》的玻里维亚人……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带着满腔虔诚来到红安，拜访心目中的“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历史吗?……

        两天后，这位国防部长在访问途中路过了红安，他中断谈话，抬手拉开车窗上咖啡色的布帘。

        “这是韩先楚将军的故乡。”司机会意地减慢车速。

        映入车窗的是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子，疲惫的水牛熬不住烈日的蒸烤，躺在泥塘里喘息，蓦间，车窗被一排赤裸着的黝黑的脊背占据了，这是红安人在车水抗旱，在同旷野上的热风搏斗……

        小车在原野上奔驰。他沉默了一会，才说:“我记得，韩先楚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曾是志愿军部队的指挥官之一，韩将军那时的对手是麦克阿瑟将军。“麦帅”的家乡康涅狄格州，如今已成为高级技术的中心，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旺。

        他讲得十分含蓄……

        贫穷的富翁

        “狼坡”……“熊窝”……“鹰嘴石”……

        古老的乡曲中一串古老的音符。

        这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村名，记从这块土地上走过去的人们。上溯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间，最先来这里垦荒种地，建立村庄的人们，一年四季里，几乎轮番地与风灾、干旱，洪水和饥饿抗争着，他们无睱去认真考虑为村子命名，许多村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有的则以劳动生息在此地的整个氏族的姓来命名，如张李家、王家大屋；有的甚至就是这个地方过去的主宰者，如猴湾、野猪岗；而更多的村庄的名称里，常常饱含着一个勤劳山民在希望破灭时的痛苦和辛酸，如洪水冲、埋人沟、望天畈……

        几千年来，红安人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性格和顽强精神，在与大自然旷日持久的抗争中，于莽野之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在饥饿中生存、繁衍下来。而且，那种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仿佛一种遗传基因，它即使不在儿子身上，一定在孙子或曾孙身上苏醒过来，孕育出红安人那种震振人心的力量……。

        六年前，四位巴斯坦游击队员，曾到过红安的大斛乡程维德村(又是个少见的村名)。去时他们胸前神气地佩戴着在约旦河西岸荣获的勇士勋章。然而，在访问过兰桂珍大妈之后，他们胸前闪光的勋章不见了。在兰大妈家里，他们听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二七年冬天，黄麻暴动遭到失败后的一个夜晚，兰大妈的儿子掩埋了父亲的遗体，跑回家乡的茅屋前敲门，而他的母亲却隔着门啜泣道:“细伢子，你不该这时侯回来，按祖辈的规矩，你该在队伍打垮的地方过夜……”就在那个晚上，儿子在木兰山下到被打散的战友，这支队伍重整旗鼓，再次攻克黄安城。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她失去了父亲、丈夹、儿子和四个兄弟。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她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刻，这位老妈妈又把自己仅有的两亩田换成二十斗米，送给了游击队。从此，她四乡飘零，行乞为生……

        兰大妈的一生深深打动了巴勒斯坦战士，他们在一篇访问记中写道:“听了这个老人的讲述，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情景：乡道上有个赤脚的老太婆，一手拿条粗麻袋，一手用根细棍子探路……”

        在这位英雄母亲的家中，巴勒斯坦人看到的是，两间并不比游击队帐篷舒适的土坯屋，土改时分得的枣木桌椅，已被岁月磨圆了棱角。兰大妈告诉他们，她已七十四岁了，今年仍上交了二百斤公粮，还卖了一头猪，得了百把块钱，国家每月发给她十五元的生活补助费。“日子过得很好了，就是身边没个孩子，空落落的。”大妈和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凄苦的神情。当巴勒斯坦战士问到兰大妈今后的打算时，这位慈祥的老妈妈说:“我是个种田婆，如果能够的话，我要用这双手多照料些人，多喂饱些孩子。”

        这一切，使这些巴勒斯坦人在这个瘦小的老人面前，为自己的荣誉而感到发窘了。他们摘下镀金的勋章，献给了这位勇敢善良的老妈妈。

        在县外办的欢送宴会上，巴勒斯坦战士感叹道：“如果我们有四十八万你们这样的人民，我们两年就可以把巴勒斯坦的天翻过来!”

        这是一次非常偶然的巧遇。在退伍老红军杨绍贵家里，来自亚平宁山的意大利青年赶上了这位老红军的七十大寿。然而，在祝寿的酒席上，摆的不是堆满奶油的生日蛋糕，不是热巧克力……为祝寿而摆出的奢侈品，仅仅是一大碗肥肉炖萝卜。

        打记事起，杨绍贵就有个死心眼的看法:什么样的菜肴也比不上炖肥肉块子，并且迄今不变。

        老人吃着萝卜，把肥肉一块块敬给客人。

        而客人却无法消受这份敬意。他们即使在艰难的目子里，也没有对这样的”上品”发生过兴趣……“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儿子！”这是意大利人对杨绍贵由衷的敬意。

        在杨家洼，我们见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儿子”杨绍贵。他刚刚卖了一头猪，全家正在聚餐。他的老伴是个常年闹头痛病的愁眉苦脸的女人，他本人却身高一米八五，有一副刀刻斧凿般的粗犷的面孔。他身上是件硬梆梆的棉坎肩，从领口到下摆都油亮亮的，有的地方已经挂破了。他用手指了指火塘，请我们过去吃饭。我们谢绝了，让他只管吃。于是，他避开众人，伛偻着身子坐到火塘旁的树墩子上。用筷子夹起大块带皮肥肉，如同将炮弹填进炮膛一样填进嘴里，然后抓起一把野葱，团成一团，蘸上辣酱，塞进络腮胡子中间那张大口，出声地嚼起来。我们不禁羡慕地叹了口气：“好胃口！”我们和杨绍贵谈得很随便，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九五三年回的乡。“没得仗打了，就兴起了开会，天天坐在屋里磨裤子，我头疼，就走了。咳，哪个晓得留下来的都做了官，开了薪水。妈的，天生种田的命！”老人一边抱怨着自己的命运，一边把一摞奖状拿到亮处给我们看。他有一只眼睛失明了。那是七八年的一个雨天，他领着一帮大学生去参观红军洞，从山上摔了下来，瞎了一只眼，不知道底细的人，都以为他是在前线负的伤，杨绍贵本人也不置可否。他打了二十年的仗，却没有受过一次伤，为此，他至今还感到遗憾，他对我们说：“你们会不相信的，那年月，我就想受伤，因为徐总指挥有令，不能让伤员挨饿，再困难伤员每顿都有两个葛藤粉团子。妈的，我从那时候就不走运，军帽、裤档都被子弹打穿过，就是不伤皮肉，所以我经常饿饭……”

        当话进入闲谈时，杨绍贵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七九年夏天，峨眉电影制片厂《挺进中原》摄制组来这里拍外景。鉴于这一带有许多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张毅导演决定召开一次“毛片”观摩座谈会。身为老红军战士、县人大代表的杨绍贵，理当然出现在邀请名单上。

        片子放完了，人们在静侯反应。

        “那年月的共产党，都饿得黄皮寡瘦的，哪有电影上这么油光水滑哟。”杨绍贵说道，毫不掩饰他的不敬，“就是国民党进山，也要啃糠粑粑哩……”老人的意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临了，他又宽容地说道:“哪有那么多真的啰，电影片子就是电影骗子嘛!”

        听见这话，我们不由得在心里打起了小鼓，我们真不知道老人看到我们的这篇文章时，会不会把我们也当成什么骗子。当杨绍贵得知我们其中一人就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他抱歉地笑了笑。从这位害怕开会的老战士嘴里，我们听不到一句矫揉造作的“官话”。

        分手时，老人惭愧地对我们说:“党培养了我五十多年，我也没成个材料，没得法，天生就是一堆柴禾的料啊。”

        走出村子，便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在向阳的一面山坡，树窜得很高;长在背阴的山谷里的树，却尽是枝枝杈杈，它们的用场也许就是当柴烧了。但没有它们，这片林子就不成为林子了。

        第二章 时代啊时代

        这是建设的时代，也是毁坏的时代;这是欢笑的时代，也是哭泣的时代；这是报奋的时代，也是呻吟的时代……

                          强烈讯号

                        中共湖北省委文件

                        鄂发〔1975〕71号

        今年三月至七月，红安县连续发生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六月中旬，省革委得知情况后即组织调查组，前往调查。七月一日，国务院调查组到省，同省革委、黄冈地革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连续进行了调查。

        红安县发生的集体自杀事件和酝酿过集体自杀的，共九起五十二人，……

        她们，是因为贫血而轻生的！

        夜很深了，在山村摇曳的煤油灯下，国务院的一位老同志额上渗出了冷汗！她王杏荣，一个烈士的后代……她是那样镇定……不，那样绝望地一步步走进大山洼水库……是在红军的故乡！她怎么啦?是发疯了?!……老同志不由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是在战时，他们都悲叹过生命的短促，也许就在明天的进攻或坚守中，生命就神圣地结束了。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这些青年却为寿命的延长而烦恼，甚至于……

        在老人面前突然出现了那个姑娘的眼睛一一他只是在照片上看到过的姑娘的眼睛冰冷而无神，好象凝固了似的……老同志的心被刺痛了。在整个调查期间，尽管县革委有的人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全县有计划的捣鬼”，是“反革命事件”，自杀女青年是“怕苦怕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位老同志仍以严肃的态度，对这一事件作了翔实的记载，以致于九年之后我在县档案局读起它时，也不由随着文中记述步入历史的大门……

　　七五年，我们这颗星球已向太空发射出第五十六颗人造卫星，科学开始在天宇中填补星与星的沟壑，人类开辟了征服宇宙的新纪元。然而，在这个红安姑娘的眼里，在她的记忆中，时代是什么呢?

        她有过一个充满希望但最终失望了的少年时代。她的父亲，是在四六年中原突围时随新四军五师离开家乡的。后来，她上学了，当她看到同学们的父亲陆续从战场回到家乡时，她独个儿蜷缩在山坡上，看着那些同学，掩不住内心的嫉妒。她天天傍晚都要到汽车站去，眼睁睁望着敞开的车门，一直望到最后一个旅客下车，可是总没见到父亲。她天真地巴望，是因为这次车太挤，父亲没乘上车。于是，她第二天又去等。

        父亲的音讯来得太迟了，一直到五六年的冬天，她家才获噩耗。那是民政局给母亲的通知，上面写着:您的丈夫×××于ー九四六年十月在中原突围中英勇牺牲。……从那一年起，她就觉得她家变得凄凄惨惨了。从此，她再也用不着到车站去了……

        大跃年代里，王杏荣中学毕业了，回乡参加生产。这个秀气的姑很能吃苦，被誉为村里的“铁姑娘”，那是她一生中鲜花盛开的时期。她没有过多的希求，只希望得到一个姑娘应该享有的最普通、最平常的那种幸福。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那种幸福。就在王杏荣告别人生的那一年春天，她随生产队拉化肥的拖拉机到了县城。要去给哥哥买结婚彩礼一一一件女式的确良衬衣。王杏荣很少进城，所以进城走走差不多象过节一样，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沿路走进各家商店，一本正经地在柜台旁仔细地比较着花色，掂量着价格，但她什么也没有买。她兜里只有十五元钱，只够买一件衬衣。就是这件村衣，她也不准备一下子就买到手，把钱抖搂完就走一一那怎么行！哪有这样买东西的?

        她一路走一路看，来到中心百货商店，已过了中午，她当然什么也没有吃。匆匆忙忙在一楼转了一圈，就上楼去了。在二楼的成衣柜前，王杏荣睁大眼睛瞧着嵌在墙上的大镜子，因为她生平还是头一次从头到脚看到自己的模样。在镜子里，她那身陈年稻草色的粗布褂子显得又短又肥，使她那的黧黑脸庞和苗条的身材失去了应有的风采。肩膀显得窄了些，个子好象矮了些，腰身象个鼓起来的水桶，年龄也象老了十岁。镜子似乎在低声提醒她，你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呢?”

        女成衣部的顾客不多。挂在柜台前的衣服袖挨着袖，排成长长的几排。王杏荣在一排排衣服间走来走去，挑选着。多好的衬衣啊！月白色的底子上，印一朵朵淡雅的菊花。王杏荣停住脚步，默默地看着，她不敢去摸，怕它会粘在手上，手太粗了，而那件衬衣轻柔得就象仙女的衣裳似的，一吹就会飞走!她心情激动地看准了价钱，才敢把衬衣的一个角拿在手里搓揉了一下一一没有起皱。售货员请她试穿一下。王杏荣当然很乐意穿一穿这件为他人而买的衣服。在试衣间里，她脱下了粗布褂子，换上了新衣業，刚一穿上觉得衣服很凉一一真是的确“凉”啊一一继而又觉得全身有一种舒适轻快的感觉。她往镜子里一看，简直惊呆了。这难道是她吗?她似乎一下子变了个样，变得匀称了，丰满了，苗条了，秀气了。她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美，新衣裳下面的那颗心跳得咚咚响。

        王杏荣付了十一元六角，拿着新衣小声对售货员说:“请再给我留一件，年底分了红我就来买，行吗?”

        售货员看着姑娘绯红的两颊，笑着答应了。

        这一年，王杏荣勤扒苦做，挣了四千四百个工分。然而，年底生产队决算，每个工分仅值两分钱。王杏荣一家除去粮草，只拿到了六元钱!

        决算后，王杏荣送粮到了县城，她黯然神伤地走进百货商店，告诉售货员不要给地留衣裳了。她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地回到村里。第二天下工后，她垫好牛栏，为金家做了最后一顿晚饭，换上一身最破的衣服，默默地离开了家门。她死后，人们在岸边找到了她的布鞋，鞋里放着她的记工册。册子里记载着，她离开人闸的这一天，还在花生田里做了一个满工。

        王杏荣仅仅是为了一件的确良衣裳而轻生的吗?临死前她都想了些什么?这些，我们已无法知道了。当时同她一起投入水库的四个姑娘中，有一人侥幸生还。她对我们说：

        “……那天晚上村里放电影，广播里不时传来样板戏的音乐，但这一切已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在去水库的路上，我不断望着天上的星星，我在想，人活一世究竟有什么味道呢?除了重复着干活、吃饭、睡觉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哩?学校?一点意思也没有，支援夏收、支援秋忙，老是干活，啥也没学到。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活着。至于说到将来，哎!一想到还要过几十年，心里就感到烦不过。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

        哀大，莫过于心死。

        国务院调查组向邓颖超同志汇报了这一事件，邓大姐听着听着，失声哭了。当调查组汇报到县委有的领导说自杀女青年是“生的糊涂，死的反动”时，邓大姐站了起来:“什么话！说这话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古老的，永恒的……

        在红安县北的山村里，无论猎到什么野味，都要举行全村的庆祝活动，叫做祭山。各村举行祭山的方式并不相同，其结果都是一样:全村老少共同把猎物吃光。其理由是，既然你的猎物是山神的礼物，那么，所有的乡亲就都可以到你这儿来作客。而当人家有猎物时，你同样也可以去参加。

        上方寺村把这一近于渔猎时代的习俗和仪式，一直恪守至今。而主持这项活动的“祭主”，竟是一位五二年回乡的老红军，一个又矮又瘦，背有点伛偻的小老头子。他叫張祖富，上方寺的人不分老幼都叫他张大爹。

        上方寺，是天台山下一个被葛藤包围的小山村。十六间红松为梁、青石垒墙的小屋，都只有一扇窗子，窗棂上盘绕着沿墙而上的葛藤的枝蔓。葛藤，果可入药，根能充饥……如果说每个地区都有一种野生植物，是人们在苦难岁月里的同盟者和朋友的话，那末，对上方寺的居民们来说，这就是葛藤了。它在红军时代、建国之初和大跃进年月里，都曾经成为他们的主粮。这里的冬天是最严酷的季节。村子四周的灌木被当作烧柴砍光了，葛藤被大雪掩理了，就那些羊胡子草，才冒出细细的白色的幼叶，就给饥饿的狗啃食光了。人们在忍饥挨饿中等待着开春。尽管这里异常艰苦，尽管山民们常常嚷着要离开这里远走高飞。然而，这里却比山外更使山民们留恋。山外的平原上，也许是温暖的，舒适的，生活会美满些。但在山里，人的意志时时受到大自然的抑制，自然的力量威慑一切，山民们老是在期特某一种变化并思慕着另一种生活。正是这种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梦牵魂萦，使山民们得以忍受艰辛的现实生活，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许，张祖富正是秉承了山民这种剽悍的性格，才不无遗憾地从城里回到山里，并凭着他精湛的枪法，成为天台区各村寨“祭山”会上的显赫人物。

        “我喜欢打野猪。你们晓得么，在你面前的不是只山兔，而是一头真正凶猛的野兽。那有多带劲呃！”张祖富就这样和我们交谈起来。“我打野猪，是用嗥叫声来诱惑它们的。我会学野猪叫，学得很象，你们听了，简直会把我当作真野猪来打呢!”说着，他开怀大笑，用两手在腰间拍了拍。

        五九年至六二年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饥饿时期”。这三年中，张祖富有一大半时间在山里狩猎。每当他从山上捎下“来人抬吃食”的口信后，全村就象在庆祝一个盛大节日。男人、妇女和孩子一起忙活起来。

        队办食堂已经垮了，人散场净，但那张饭桌一一用一劈两半的粗大云杉原木拼成的桌面，仍然那么结实，固定在埋进河边沙地的四条木腿上。“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在这张桌子上破灭了，现在即将在它上面进行的，是颇带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大聚餐。人们先用瓦片刮净桌面上的污垢，桌子四周被踩得坑坑洼洼的地面也打扫平整了。劈好的柴棒被搬到三脚大铁架旁，垒成整整齐齐的垛儿。这三脚大铁架是支锅用的，上面悬着两只粗重而又结实的铁钩。接着，人们开始作最后一道工作，用笤帚和细沙擦洗一口能盛三担水的大锅，直到把锅擦得锃光发亮。该做的都做完了……终于，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一一啦！”

        “来啦!来啦!来啦！”

        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以及跟在孩子们身后汪汪叫的狗，一齐沿着被大山的沟壑拧得七扭八拐的山路，跑去迎接张祖富进村。这时，张祖富如银幕上的将军那样下达着命令，指挥人们将野猪拉到小河边，退毛的，剥皮的，开膛的，烧火的，有条不紊地忙活开了。

        大锅里的水煮开了。月桂叶和花椒随着沸水翻滾。这时，张祖富把一大筐野猪肉哗啦啦倒进锅里。隔不多久，星星点点的油花就浮到汤面上。接着，就有一两块野猪肉升腾而起又翻转而下。……一股鲜美的香味弥漫开来。孩子们的喉口全部霍霍窜动着，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大锅……

　　……终于，让张祖富精神振奋，使这个老党员感到尽责任的时刻到了，他站在大锅旁，拿着一把铁勺，望着排好队的乡亲们一一他要凭良心使手中的铁勺成为一杆最公正的秤。为每个乡亲分配一份野猪肉羹。他知道，这碗滾烫喷香、油厚肉肥的肉美填人肚肠后，便可以使全村老少又撑过几天以葛藤为粮的日子。“好哦，人小肚子大！”张祖富的勺子在锅里划了个半弧形，一大块猪肉就倒进一个孩子的土瓷碗里。小家伙捧碗的小手不觉一沉，但他随即使劲捧住碗，期待着勺子第二次伸进铁锅。“这是个没爹的孩子，老子得浮肿病刚死不久……”张祖富扫视了众人一眼，果真提起勺子，在锅里捞了些杂碎、葱花、浮油，再次倒进孩子的碗里一一这把普通的铁勺在主人的操纵下，融进了人类最圣洁的情感。它一次次在汤锅里舀起食物，倒进一只只碗里，肉的肥瘦，汤的多少，每次各有不同，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正的。当他最后一次从锅里捞起残汤碎骨，倒进一只搪瓷碗里，这便是张祖富分给他自已的一份。每当这个时侯，正在忘情吃喝野猪肉羹的人们，都会停止咀嚼，面带愧色地望着这位老人……

        张祖富是自豪的，虽然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他也不无羡慕地谈到了过去的战友。“那时他还在我手下，可如今人家在北京金銮殿里都有了牌座。人比人，气死人哪!”

        然而，他并没有真生气，他不认为自己没有做官就比人低一头。他说:“其实，他们也有比不了我的地方。”

        是啊，有谁能够象他这祥对老百说:我和你们一样辛勤操劳，甚至还比你们多洒了一些汗水。你们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也一样。你们穿破衣服，打赤脚，我也不例外。我和你们始终同甘苦，共患难！谁能说这话?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北京。

        午间，李先念主席来到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代表组。这是一次同乡之间的攀谈，国家主席谈锋甚健。他问到了红安，问到了天台山。红安的代表如实汇报了天台山区的现状，也谈到了方和明、张祖富这些老红军的情况。李主席很认真地听着。他显然是激动了。站起来解开了风纪扣:“家乡好，家乡穷！老苏区穷，这是个普遍问题，井冈山穷，大别山穷，延安穷，洪湖也穷，我们对老区人民是欠了帐的。可是，乡亲们没有抱怨我们，这里不仅有基本的觉悟，还有象方和明、张祖富这样的老党员跟人民同甘共苦几十年!人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党的希望和力量！”

        在远离首都的上方寺村，张祖富并不知道这一切。他似乎也不需要知道……

        老红军团长的反思

        老红军团长方和明，在红安，在全国都是知名人物。多少年来，新闻记者都喜欢来找他，他对“答记者问”也已经应付自如了。

        “哦，不介绍我也猜得到，你们是记者。”

        “老团长，你凭啥认定我们是记者?”

        “瞧，戴着眼镜，还拿着小本……”方团长自己不抽烟，却认定凡是记者皆是烟鬼，他一下拿出两包烟，“抽吧，都说烟出文章酒出诗嘛!”

        我们无言以对。

        “这么说，你们就是那种要谁出名，谁就可以出名的人啰?”

        “这话……”

        “挺简单嘛。往报上那么一写，说谁是模范，谁不就模范一辈子了。”老团长戏谑道，“你们直说吧，想编排我什么?”

        “方团长，您凭认为我们要编排您呢?”

        “算啦，你们那小本本上都写着呢。”

        这下可让他说准了。我们的采访本上确实摘记了过去有关他的报道。然而，我们越是接近这位老红军团长的内心，就越觉得他与本上的方和明判若两人。

        比如:三十多年来，报纸上在谈到方团长回乡务农时，是这样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述：

        “四九年全国胜利后，组织上安排方和明在延安休养，但他想起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伟大教导，决心把革命的大旗扛到底，主动申请回乡务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方团长确实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回到红安的。

        “我一生就会两行一一种田、打仗。老实说，我不是个将军的料子。那时我就晓得，自已没文化，在部队也不翻不出个名堂，还不如回家种田正经。”方和明向我们解释了他务农的动机。

        方和明并没有什么玄妙的思想，他考虑问题极其实在。他看准了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干的军人，却是一个种田的行家。他算计了一下，坚信自己有限的才能是注定要奉献给土地的，就卷铺盖回了家。心安理得种上了田。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湖北日报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为题，报道了方团长回乡务农的事，文中写道:“……村里有些青年闹着要进城端‘铁饭碗’，方团长以亲身经历，向他们讲述了破除法权思想，甘当人民的公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道理，使青年人深受教育，决心跟着老团长扎根农村……”然而，那段历史在我们眼前又作了截然不同的“闪回”：

        七五年端午节的傍晚。方团长家里。

        “方团长，您就成全我这一回吧……”一个青年在央求方和明给老战友写封信，帮他在新疆生产兵团安排个工作。

        “到新疆去种田?家乡的田还不够你种么?”方和明怎么也闹不明白。

        “新疆一个月开三十元的薪水，干两年，我就有钱娶媳妇了。”

        “不跟你费口舌了。方和明望着这个三十多岁的光棍汉，语气软了下来，改口说:“你拿着我的信到新疆去碰碰运气吧，人家给面子，就留下，咳！真拿你们没办法。”……

        通过方和明的路子，八一大队先后有二十几名青年外出做工。方团长当然希望年青人留在故乡，但是他又不能拒绝年青人对生活的起玛要求，他的三个孩子不是也没有留下来吗?!两个儿子当了兵，他们从部队退伍回来后就上了工厂。孙女哩，上了几年中学后，也钻到城里吃商品粮了。有没有跟他们争论过呢?争论过的……有没有劝说过呢?劝说过的……可到底还是没有把他们留下来。

        那么，对那些报纸上的“方和明”又作何解释?方团长以军人的直率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说实在的，报上那些话，我看了也觉得新鲜。可那是党报啊，我又不能让党吃憋!所以众人面前，我只好认可……”

        在孙女进城的那个夜晚，这位老红军团长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怎样才能在现代农民身上培养起对土地的热爱?……过去的小农是非常热爱土地的。尽管那时种田也是苦事，但小农在自已的田里劳作从不知苦累……因为田地是他们自已的。看来，关键在于要有土地主人的感情，要让现代农民真正成为田地的主人！这很简单……也很难!在合作化的头几年，那种老感情保留下来甚至增强了，人们干得十分卖力，但后来……

        方团长任大队支部书记有二十三年了，在五十年代，神气十足的检查团要他保证亩产万斤花生。六十年代初，工作组又因为没有把花生地改成水田而训斥他。生产队一会儿在山上种树，一会儿又接到指示要砍树种小麦，而等到弄清楚连麦种都收不回来的时候，上面又下令造大寨田，在寸草不长的崖坡上种玉米。

        “瞎胡整!”

        严酷的生活把他搞得肝火旺盛，精疲力尽。他经常涌出句把骂人的话来，而且骂得很出格:“都说回乡务农光荣，农业第一线重要，可只有犯了错误的人才下乡。”他发过狠:“我不干了！给多少钱也不干了。”不过，骂归骂，干归干，他还是象条疲惫不堪的老牛那样勉强走着……他没敢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八О年底，方团长上北京开会。会议期间，秘书处组织代表游览长城。方团长兴冲冲地登上一个峰火台，没想到台墩上挤满了外国人，他的太阳帽上都别着一支“麦穗”。这是日本的青年农民代表团，是自费来中国旅游的。“农民?自费出国?”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有这么富?不是说他们都快饿死了吗?方团长愕然了。

        经过别人的解释，方团长对日本农民的富有叹服了。可是，在合影留念时，他怎么也笑不起来。他看着日本人毫不吝惜地扭着胶卷，咔咔地爆光，甚至有些心痛……他想起了毎年人均收入八十元的八一大队，那里，谁家要取媳妇、嫁姑娘了，才舍得花钱拍张黑白照片……站在长城想红安，方团长忧心忡忡，在青年人发自内心的欢笑声中，老团长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事实，他已经七十四岁了，世上大部分人都比他年轻！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跨过了一条严峻的界线。他的热血和精力已经在千辛万苦的劳动中消耗尽了。他相信眼前这些日本人，没有谁付出过他这么多的汗水和辛劳，但是他们的收获却远远超过了他。这是多么不公平啊!老团长在痛苦、深沉的忧伤中静默下来，他要好好想一想，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