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二)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二)

              第三章 啊，父老乡亲!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讨米的将军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上午。

        一架军用飞机在红安蔚蓝色的上空盘旋飞行，吴世安副司令员的骨灰驾着白云轻风，缓缓扑向天台山，扑向倒水河，扑向村村寨寨。

        将军魂去兮，飘然回故乡。

        吴世安副司令员生前以治军严厉而闻名，红安人却告诉我们:你们不要相信将军们严厉的外表，这些家生土长的将军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变成军人的。尽管他们胸前挂满勋章，脚底因行军千里而长满硬茧，在战火中人也变得冷峻了，但是，你也能发现他们还是那个农民，梦想在田里获得丰收的那个农民。……战争结束以后，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深沉思念之情，驱使着红安籍将军们一次次遵从了故土的召唤……

        豫中平原，一次大规模实兵演习结束后，吴世安将军移交了军务，轻装简从，登上南下的列车。这是一九五九年春，将军离开红安已整二十四个年头了。

        吴世安将军是在清明节前一天到家的。在布谷催春的啼声中，他扛着犁走进了水田，依照他祖先自古以来的习惯耕耘着。那翻起来的、被水浸透的泥土，一片片地落在他身后，连绵不绝……

        耕完田回家时，他在湾子头的大田里碰上了一群孩子，他们全身泥污，在田里拔草，小脑袋瓜上的头发乱蓬蓬的，活象寒冬里一窝小麻雀，挤在一起叽叽喳喳，最小的一个孩子在哭。

        “伢子，你为什么要哭啊?谁欺负你啦?妈妈呢?”将军走进大田，来到孩子们中间。

        “妈……妈，修水库去了……”小孩哽咽着说。

        “那你哭么事呢?”

        “没到中午他就要吃饭……食堂还没开饭……田里草也没拔完，真烦死人。”姐姐朝弟弟摆摆头，“他不晓得大跃进放卫星，就晓得吵着要吃的，真不讲脸！”

        姐姐说着，小男孩却哭得更伤心。

        吴世安蹲下来，看着这一双双又瘦又脏的小手，看着这些说话跟大人一样老成的娃娃们，他们这个年龄本来该上学念书，尽情玩耍，可他们现在却站在寒冷的大田里，在干着大人们的农活……将军的心都要碎了。他只好用大人哄孩子的口气说:好好好，不哭不哭!好孩子，我能帮你们做点啥呢?

        “你给我们拿一块米粑来。“小男孩不假思素地说。

        “你闭嘴，小要饭的!”姐姐对弟弟吆喝了一声。

        米粑?……对，给这群挨饿的孩子一人一块米粑，一块普普通通的米粑一一将军一把抱起哭着的小男孩。朝湾子里走去，他相信，队办食堂不会拒绝一个将军讨几块米粑的请求。

        队办食堂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原来，这里也放出了“卫星”：炊事员用一斤米做出了七斤饭，到公社报喜去了。将军只好抱着孩子去敲湾子里的门，然而他找遍了整个湾子，也没讨到一块米粑。一位表兄告诉将军，队办食堂已经多吃了三个月的口粮了，湾子里的庄户人家哪还有米粑!“那，谁那儿有?”“张老贵，他那里卖米粑，一块钱一块……”

        张老贵看到一个将军找他买米粑，他慌神了，死活不认还有米粑。

        “我告诉你，今天你卖了米粑，事情便结了，要不卖，警卫员一一”将军的怒火骤然爆发了!其结果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将军同一个粮食贩子的交易作成了:五十块钱，买了五十块从大缸里“挖”出来的米粑……

        吴世安回到了部队，他下了命令，要炊事员每天从他的定量中扣除半斤粮食，救济家乡的孩子们。在军区大会上，将军走上了讲台，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找你们讨米的……”

        朱总司令的感叹

        “我们就是为了这日子打仗的吗?”

        在红安，一些离休的老红在议论着。

        这时，有一个人想起了朱德总司令，决定去问问朱老总、在县电话局，他象下命令一群告诉总机：

        “给我接总司令！”

        “哪里?”总机惶惑地问。

        “朱德总司令!你不知道吗?”他喝道。          在电话里没找到朱老总。他上了北京。

        他叫杨锦华，红安县城人人都知道这个“荣誉军长”。他在朱老总身边工作多年，一身武功，满脑瓜点子，就是没喝多少墨水。五五年全军授衔前夕，任命杨锦华志为M军副军长的命令下达了。他接到了命令，战友们也纷纷向他祝贺，但是，这个纯朴憨直的汉子却犯难了。他知道当副军长不光是“红将花，穿马靴”，还要能带兵列阵，自已能胜任吗?对自已的能力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就象在正午的阳光下，去看一棵光秃秃的树。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另ー条路一一他到中南海去找朱总司令，坚决要求回乡种地。

        就这样，他回到红安当了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临行前，朱老总设宴为他饯行。朱老总对杨锦华说:“你回去后，有啥子事要我办，就到北京来。”这句简短的叮嘱，却使杨锦华有点不知所措。他很清楚，象这样的领袖人物，他对某个部下有好感，这已经很难得了；如果对某个部下讲友谊，无疑，那个部下就等于得到了一种财富；至于直接的诺言，这简直就是珍宝了。但也就在那时，生性高傲的杨锦华暗自下了决心，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利用朱总司令这个许诺。

        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它绝不理会一个人的高傲的。仅仅时隔四年，他不得不来找朱总司令“履行诺言”了。

        朱老总热情接待了这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士。分別四年了，朱总仍清楚地记着自己的诺言:“锦华，你有啥子事要我做啊?”他关切地问道。

        杨锦华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百姓们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说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

        朱总司令慢慢站起来，把手搭在杨锦华肩上，默默地望着他。良久，朱老总才艰难地说:“锦华同志，我和你一样，都是党的人，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

        “那我给中央写信，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些尖板眼!”杨锦华忿念地说。

        “这不是你的事！”朱老总霍地转过身，“太太平平过你的目子，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看见朱总司令发火，杨锦华慌了神，小声嘟囔道:“这么说，就没得法子想了吗?”

        “好自为之吧。”朱老总深深叹了一口气。

        杨锦华看着总司令痛苦的面容，一切都明白了。

        半月之后，杨锦华回到了红安，一进村子，乡亲们都围了上来，大人的目光带着灼人的问号，孩子的目光却在期待一种东西。杨锦华一个字没说，哗地拉开了提包，啊!满满一提包雪白的馒头。

        所有的孩子都扑了上来，面黄肌瘦的大人们闪开了，村里在战争年代就立下了规矩:只要还有一块米粑，就先让给孩子，不论他是谁家的种！

        在孩子们吞咽馒头的咀嚼声中，“荣誉军长”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封，那里面装着朱总司令为孩子们省下来的二百斤粮票……

        杨锦华抱起了一个细伢子，眼圈红了，半天，他说道:“总司令让我常抱抱你们，看看是轻了，还是重了……”

        种 籽

        在红安这五光十色的林带里，有一种树叫火松，然面，红安人都称它“将军树”。

        “将军树”的名称来自于一位将军，他叫曾昭科，当过少将师长、省水利厅副厅长。一九五七年冬，他带着四百多名省机关下放干部到天台山，开辟一个新林场。

        临行前，曾昭科的老旅长、省长张体学对他说：“当年，我们在那里打仗，让人家搞了‘三光’。如今我们要还上这个帐，红安的山不绿，你就莫给我下来！”

        曾绍科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带人们住茅棚，挤火铺，三九天上山创鱼鳞坑。两年后，天台山上添了一片新绿，站立起两百多万棵幼树。

        “十年树木”，一棵树苗种下后，需要长期的等待，曾昭料却没有这个耐性。他掏出自己全部积蓄，托人从苏联买回来十箱火松种子，火松是速生树，五年能长到十米，而普通松树长这么高，需要四十年的时间。这十箱种籽在曾昭科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他满心喜悦地等待着春天下种的时节。

        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曾昭科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他竟敢挡“钢铁元帅”的驾，对来林场砍树炼钢的人抄起了枪！

        他被撤了职。在他的小茅屋里，只剩下一把军功章和十箱种籽。这十箱种籽也被判了死刑，在老苏区的土地上，岂能让“修正主义”的种子发芽！

        在其后的十四年中，曾昭科守这十箱种子艰难度日。火松种子是可以吃的。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吃掉这些种子，有谁责怪他呢?然而，即使在曾昭科饿得只剩下六十斤，靠稀弦菜汤果腹时，他也没有动过一粒。一九六一年的春节，他的小儿子偷愉地打开了箱子，装了一帽子种子下山换麦芽糖。曾昭科追下了山，从孩子手里夺回种子。他抬起了手，但看到孩子瘦黄的小脸，却打不下去，他抱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走到小摊子上，脱下身上的毛背心，换来了半斤麦芽糖……

        这十箱种子是将军的希望。

        一九七五年夏天，曾昭科同志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九岁，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但他给故乡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献礼。如今，天台山林场，曾昭科留下的火松种，已经变成了大片的速生林，长成了几万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在曾昭科同志的坟前，我们看见了四棵高大的火松。四棵树的树冠连成一片，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把忠魂笼罩在浓荫下。

        我们抚摸着火松的躯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安息吧，将军。

        莫将心事和泪说

        在红安县统计局，我们见到这样一组数据:

        从一九五五到一九八三年，红安共上交公粮十八亿九千五百四十六万斤。

        这是一个苏区县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县是可以免交公粮的。就这个问题，我们曾向县委领导、一般于部和普通农民提出过“为什么”，回答几乎是相同的: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国家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从他肩上减轻些压力!

        红安人做到了这一点！

        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史上沉重的一页。在那三年里，在遭受干旱和水涝袭击的红安土地上，从县长到每个百姓都勒紧裤带，为祖国度过难关提供了他们可能提供的最大热能一一一亿六千万斤粮食。六О年冬，省长张体学去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副总理紧咬嘴唇接着电话，他扫视了一下堆满案头的各地要粮报告，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的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当红安人听说这件事后，红安县委庄重地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重灾区。这一千万斤大米，是当时四十二万红安人留给自己的口粮啊!当这个决议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时，三百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投了赞同票，而他们自己却在忍饥挨饿!

        那时，每当有将军回乡，面带菜色的乡亲们总是用热辣辣的眼光询问一个答案。他们不抱怨国家，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付出了十四万儿女的生命；他们也不会相信这种现象是由于党的失误，因为党是红安人信念的基石；他们只希望从将军们那里听到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原因。然而，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是自然灾害吗，它是无法抗拒的……不，不完全对。是有人毁约卡我们的脖子……这，也不是全部原因。革命是艰难曲折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不应该这样回答。要相倍党，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困难……没说的了。“弹药”用尽了，将军们哑然了，他们面露愧色地站在乡亲们面前，默不作声了。

        在这些将军当中，也站着下面将要记述的韩司令员一一韩先楚上将，从那时算起又过了二十年，他再次回到他的故乡。

        一九八一年冬的一天……

        大西河畔的新集镇头，纷扬的大雪中，韩先楚的座车被人拦住了。久候多时的公社干部们抖落着一身雪片，说了整整一打理由，把将军请进了生着炭火的公社办公室。他们请将军提出想见哪位乡亲，他们用车把他接到这里来。

　　盛情难却，韩先楚同意了。他望望窗外的大雪，说:这不是出门的天气，莫叫多人了，就叫海洲来吧。”大概是韩先楚又记起了那笔旧帐：将军至今还欠着农民吴海洲四斗谷子，那是他五十年前当红军时借下的军粮，四九年大军南下，当时任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重返故乡。他来到吴海洲家里，从皮包里取出三支钢笔:“听说，你有三个机灵的伢子，对吧?”吴海洲点点头。“这三支钢笔你收下，叫伢子好好念书。”吴海洲顿时连声道谢。这倒不是他贪图几支钢笔，而是韩军长还记得他这一家。接着，韩先楚提起了那四斗谷子的陈年宿债。“放你妈的屁呃。”吴海洲冒火了，他认为这是太小瞧他了。他告诉韩先楚，家乡土改了，有了牛也有了地，这地只要舍得花力气，种啥长啥，而力气他有的是。最后，他有点得意地对韩先楚说，那张借条还要保存好，那上头有你韩军长的签名，日后要留作个“想头”。当时的吴海洲是那样认真地相信，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

        吴海洲被接到公社。他已是七十八岁的人了，着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喜气。他同将军的交谈是不拘礼节的：

        你家还烧闷烟灶吗?你老婆的眼是熏瞎的吧？”

        “放你妈的屁呃，那是害病害的，么子熏瞎的。”

        “你怕烧不(火葬)?不怕，就到我屋里去住。”

        “眼下乡里富起来啰，你莫操心。”

        “你冷不?只穿这点衣服。”

        韩先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富起来”的农民，军装里面的肩肿骨在打哆嗦，一双冻得开裂的大手上结着血痂，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不冷，山里人就是经冷，你安心在京城做官吧。”

        韩先楚完全明自了。猜到了的迷底象一阵冷风冲进他的心中:“走，海洲、我到你家瞄瞄去。”将军这次是下命令了。

        韩先楚的故乡吴家嘴村，三十来间房屋拥挤在大山的一道沟壑里，常常会冷不丁吓你一跳:人从山坡上走下来，往往快踣到屋顶上了，才会猛地发现脚底下还住着人家。吴海洲领着将军走下山坡，用大得出奇的嗓门通知屋里人：“昌荣，韩司令来啦！”

        屋里的人们忙着收拾起来。然而，炕上那床破渔网式的棉絮，再怎么“收拾”也不会让人顺眼。韩先楚走进屋里，向女主人问好。吴海洲的女人缓缓转过身来，将双手盖在衣襟的补丁上，仿佛要用这双干枯的手遮住贫寒，抵挡将军的目光。

        ……

        这天晚上，韩先楚回到县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要通兰州军区的电话，传达了他的命令：立即往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了，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四天后，将军得到了回声:五万件军大衣已经发出。当然，乡亲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一个雪后放晴的上年，韩先楚悄悄离开了红安，当车子路过新集镇时，吴家嘴的乡亲们早已闻讯守候在路旁。将军走下车子，乡亲们围拢来了，密密麻麻一大片灼热的目光。

        “韩司令，乡亲们让我说两句，你事忙，难得回家一趟，却为我们费这大的神，多亲们过意不去呵!我们感谢解放军，感激你的好心……吴海洲老人说着说着啜泣起来。

        这仅是五万件旧军大衣，况且还在运输途中，况且还要在五十五万人分配……多么好的乡亲呵，为了他们我应该回来!一阵苦闷刺痛了韩先楚。他突然忐忑不安起来，心在酥软、在撕扯，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这个上将司令员知道自己需要吞服一片硝酸甘油了，但当着众乡亲的面，呑药片太不象样了。他应该永远是健康的，是强壮的，因为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出于良心的义务还没有尽！他忍住疼痛，鼻子出着粗气，闷声闷气地说:

        “乡亲们，不要谢我，哪个都不要谢!一件旧军大衣算得个么事?你早就有权得到它一一包括比它更好的衣、食、住。早在你们刚知道红军的时候，你们就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小的儿子，都奉献给了革命。早在那时候，你们有权得到了……然而，你们到现在……现在还没得到它，我愧对父老乡亲!……”

        韩先楚哽咽了。将军的责任感同老苏区人民的责任感，在泪水中紧紧拥抱！

        好熟悉的画面啊一一在井冈山，在沂蒙山，在延安，在湖南……在老苏区的土地上，历史的镜头都摄下过这样的画面……

        江西永新，一间农舍的灶台上，朱总司令正在往碗里捞红薯叶。(这是一九六О年，朱德元帅对永新县领导说:“这是我当年挑粮的地方，今天人民在吃红薯叶，我对不起永新的多亲们……”)

        山东沂蒙山区。一块山田的田埂上，陈毅元帅同一位大嫂站在一起，锁紧眉头。(大嫂是烈士的妻子，她正在地里挖野菜。陈毅元帅说:“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喂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让他们吃这个，我睡不着觉……”)

        湖南乌石。一株冲天的乌柏树。树下，彭德怀元帅扶着一位老汉……(这位老汉要给彭德怀元帅下跪，请他“上天言好事”。彭总当时潸然泪下，说:“你是我的父老，日子闹得这么糟，该我给你下跪!”)

        陕北延安，周恩来总理同一群衣衫破旧的孩子说着什么……(这是一群外出讨饭的孩子，看着他们，总理只是哽咽着重复一句话：“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

        当然，我们无从知道人民领袖们当时想到了什么，但是，他们一定想了很多，很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第四章 强种的后代

        月亮并不象太阳，但它确实是太阳光芒的返照。

        及时雨

        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红安代表李家宏向李先念主席报告了家乡的喜讯：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了五亿斤。

        李主席问“莫光讲粮，还有票子呢?”

        李家宏翻开了本子汇报说:“去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四元。”

        “可怜啊!有粮吃了，可还买不起收音机，看不上电视。李主席的目光向与会者扫了一周，缓缓地说:“一个人下田干了一天，晚上回屋，把肚皮填得鼓鼓的，然后喘一口气，就侧身子倒在床上。这种生活不变，哪个鬼才想去种田!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提高粮食产量一一因为土地有限，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扩大了!”

        当李家宏带着国家主席的忧虑回到红安时，县委正提出了向五亿五千万斤粮食突进的目标。

        李主席的告诫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县农科所算了一笔帐: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每增产一斤粮食，就要倒贴两角壹分钱，五千万斤就赔上一千零五十万元！

        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财政局纷纷算起了帐，这些数字综合在一起，使县委震惊了。

        当全县农业产值每年以百分之五点八的幅度递增时，林牧业产值却以百分之五点五的幅度递减，一加一减，得出了一千二百万元的负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滥伐滥垦，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每年有近百万方沃土被冲走，河床增高，几条主要河流已经淤塞，被迫封航……

        这是怎么回事?三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搞粮，却搞了个山穷水尽1红安不是老苏区吗?红安人不是有觉悟吗?老苏区的优势到哪里去了?这一切该么解释?

        县委的疑问也是将军们的疑问。北京军区罗应怀副政委在对家乡作了调查分析后，和县委的同志交换了认识，他认为:红安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这在革命战争中是个优势，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则是个劣势；而毁林开荒，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劣势人为地扩大了。老苏区人民觉悟高。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本来是个优势，但是，那些“左”的东西在这里也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就使红安成为“左”的重灾区，优势又变成了劣势。

        罗应怀将军认为，这是红安的悲剧，县委应该下决心结束这个悲剧。

        然而，结束这个悲剧首先要否定自已，承认落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要知道红安三十年来一直是先进县，这其中也有县委领导的一份荣誉和骄傲。县委领导也是要脸面的。在争论中，县委同志们的认识统一到了一份批件上，这是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将军的一份批件，他在批件中写道:一九七五年，红安盲目引进阿尔巴尼亚油橄榄，是我提议搞的，我应对此错误负主要责任，并向家乡人民检讨错误。

        王建安将军向自己的乡亲认了错，他失去的是错误，得到的是更深的敬重。

        这位一九二九年的红安县苏维埃主席，以其坦荡的胸怀，使他的后辈们懂得了一个道理，人人都有自己的高傲，但是一个人该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他的高傲，什么时放下他的高傲来!

        县委认真总结了教训，找到了缺陷，挖出了潜力。他们打破了単一的种植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一年后，全县人均收人上升了近一倍，达到二百二十元。

        红安的经济起飞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前途决不是平坦的。在县委的座谈会上，蔡县长用一支廉价的圆球笔抵着本子，边计算，边向我们诉说他们面临的困难：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工副业基础，缺乏发达的交通网和运输工具，缺乏人才和信息，缺乏管理商品经济的经验。

        “你们看过《血疑》吧?”这个有大专文凭的县长继续说道，“输血不仅在医学上有效，在经济上也有效呢。红安象那个‘幸子’，需要‘光夫’的血液来加快强壮……”

        蔡县长开了个头，各位领导接着就发开了牢骚。

        “哪个给你支援?山高皇帝远。有油水的事从来没我们的份儿。”

        “都到穷山沟里刮油水，外贸收我们的盐脆花生，成本价都不给，硬是拿我们当华侨干啊!”

        在采访中，我们已经听惯了干部们的诉苦，但是在他们发泄后，他们的情绪又高昂起来，又要热切地描述红安的前景了，他们都相信，再过十年，红安将是一个满山花开，蜜一般甜美富足的地方!

        这是红安人的性格。红安人是喜好竞争的山民。他们曾参加过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他们一次次从失败中奋起，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和顽强，折服了强大的对手。今天，他们要同全国各兄弟县去竞争，去赢得新的胜利一一那就是富裕。在这场竞争中，他们处于落后的地位，落后了许多。他们正在陡峭的山路上追赶着，一寸一寸地缩短着差距。在这场进军中，后勤补给是决定性的因素。红安也只能做它的后勤支援所能保障它做的事。红安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红安就象它境内的倒水河，平时缓缓地流着，而一场大雨过后，它便会陡然改变了平静，十分壮观地奔腾起来。

        红安需要一场及时雨。

        民声就是天声。在北京，李先念、韩先楚、陈再道、秦基伟、程子华、陈锡联、罗应怀等同志，分别向中央汇报了家乡红安的情况，提出了建议。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里面的毎一条、每一款，都是红安县委的同志们所盼望的。有了这场及时雨，那里的山山木水将会注入多少勃勃的生气啊!

        无衔之将

        有人说，红安是个出将帅之材的风水宝地，红安人是山里的强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曾打出了一代能征善战的名将。他们高屋建瓴，威风凜凜地俯视着战局，变劣势为优势，转败局为胜局。

        在今天，一个县的决策人如同战场上的将领一样，是一个神秘的值，他包含着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因素，他的思想作风、知识结构乃至他的性格爱好，都会产生内在的、巨大的价值。

        我们走访了红安县书记杨春生同志。

        杨书记虽说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却象年青人一样结实健壮，反应敏捷。穷县的县委书记也穷，家里一切都很简单，书却非常多，沿壁面立的几个书架上了各种书籍。

        杨春生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线装书，夸口说是珍本。他藏有明朝按察使的笔记，清代巡抚的家书，以及一些文集，在这些文集中，有上个世纪士大夫和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远景的想法。老实讲，这些书的实用价值应该在省级领导。当我们提到这些书时，杨书记笑道:“我是个县委书记，不多也不少，五十岁的人了，干完这一任就要下台带孙子去了。看这些书嘛，无非是想晓得一点事，我们山里人，见得少，脑瓜子笨……”

        然而，这个“脑瓜子笨”的县委书记立时就现了原形。邻县光山的王县长找上门来了。

        杨春生兴高采烈地欢迎王县长。

　　“真他妈的活见鬼!一定是哪个在你屁上扎了一锥子，你才跑到我这儿来的!”

        王县长下说:“我上你这几来走走，没得什么要紧事儿。”

        “扯谎。你的板眼我晓得，又找我干什么?讲吧!”

        “我几时扯过谎，我是到红安有事，顺便来拉你吃顿钣的。”

        “好，老婆回娘家了，咱们自己下厨房搞菜吃。”杨春生拉起王县长的手。

        “哎，今天我来请客。”王县长把手挣开。

        杨春生警惕地看了王县长一眼说:“滑头，你是来放我的血啰！”

        “帮个忙吧，我们建花生食品厂，想从你们这儿搞一点木料。”王县长说着，递过一张购货清单。

        杨春生接过清单，仔细听完了来者的要求，摇了摇头。

        “你要这么多木料是要我去坐牢啊!妈的，我坐了牢，你是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借你一方吧……”

        “我拿一方能什么用场?”

        “我不能再多给了。”

        “你能的。兴许，以后我也有机会帮你的忙呢！”

        杨春生又把清单拿起来看了看说:“那么……好吧，就算我帮你搞到了这些木料……你又能给我点什么呢?”

        “我们花生制品厂年年收购你四百万斤花生。王县长说道。见杨书记没插话，又补充了一句:“每斤比牌价高四分钱。”

        “六分。”杨春生变得冷若冰霜。

        “好吧！”王县长叹了气，拍了拍杨春生的肩膀，“你是个生意人，一点亏也不肯吃呵！“

        “我只有五十贯的家当，不能穷大方呵!”

        杨春生确实是个精明的当家人。他的精打细算，给这块土地争得了不少的实际收益。

        有的人可能认为，县委书记的工作大多是干干巴巴的。听汇报，写总结，作报告；党委会，常委会，办公会一一这些字眼也确实是干巴巴的。

        然而，正是在这些日常工作中，体现了他们的性格与才干。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个不大的日本观光团来到了红安。扬春生会见了这些客人。在随便、活跃的交谈中，有一个客人说，他在县博物馆看见一双红军的草鞋，很漂亮。世他不知哪里能买到这种工艺品。他跑到县土产公司，土产公司却说不经营这种产品。他说，穿草鞋在香港和东南亚已成为一种时髦，而红安是草鞋的故乡，他希塱能在这里长期订货。

        “没问題，没问题。”杨春生毫不掩饰地高兴了起来。不过心里却有疑虑。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红安能不能找出一双草鞋，至少，他本人已经有十年没见过这种东西了。

        客人走后，杨春生来到了供销社。供销社的同志对这笔买卖表示怀疑：“他为啥单单要草鞋呢?怕是拿出去做宣传品，来证明我们穷吧?”

        扬春生说:“人家是生意人，他的事业是买卖好东西。买卖上了门，我们还在疑神疑鬼，这是钱，是外汇哪。”

        “这日本人的钱能赚吗?”

        “你这小庙里的鬼，就是日本国天皇老子的钱也照赚。”

        在杨春生的督促下，供销社组织了草鞋生产。买卖进行得很顺利，那个商人把所有的现货购买一空，又续订了一笔合同。

        “这是上千年来红安头一次和外国人做生意。”杨春生自豪地对我们说，“东京、香港、新加坡的商店里也摆上红安货啦，我们还要把竹笋、蜂蜜、茶叶、药材搞到美国、欧洲去。到时候，哪个还敢红安是穷乡僻壤，贫困地区！”

        大胃口!大气派!这就是当今红安的大将之才。

        事实与雄辩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人物，他叫陈慕凯，是县林业局的一个技术员。

        二十八年前，陈慕凯大学毕业回到家乡，那时的陈幕凯是谨慎小心的。然而，在劫难逃，他到底还是被打成右派。原因可以追朔到那一年的秋天。一天，县百货公司门前排起了大队，人们在购买当时尚属紧俏商品的苏联手表。一位领导叫他去帮忙排队。他拒绝了。当然，自有热心人去为领导解忧，事后，这个热心人问他道:“你为哈要跟领导过不去?”

        “我的信条不允我这样做。”

        “你的信条是怎么讲的?”

        “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替自己排队。”

        “傻货，”热心人说道，“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但是领导过生日时，我去买过鱼，甚至在他家的房里刮过鱼鳞。”

        “我没这个本事……我根本不会刮鱼鳞。”

        两个月后，这番话被解释成抵制党的领导，于是，罪有应得……

        经过这次波折后，陈慕凯才明白，他大大地失算了。因为他不背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解解字谜，不去一份接一份地写改造思想心得，不去一小块接着一小块地在县城为自已的家庭争得地盘，反而徒步或乘顺道的拖拉机到各处林区东奔西走，勘察设计，画出一个个造林的草图，似乎那些已经荒了几百年的山岭，就不能再等上一两年，等调研员陈慕凯安排好个人的生活再说。

        他始终没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始终没有学会“刮鱼鳞”。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个夜晚，陈慕凯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起草着一份报告。报告的开头用了一个象对熟人那样的简单称呼:“先念同志……”

        他在报告中写到，一九七九年李先念主席回红安时，曾提出，应该把山上的马尾松换成杉树，杉树生长得快，经济效益高。据此指示，县委已订出了计划，要在五年内把马尾松全部换种杉树。这样十年后，红安的木材总积蓄量将翻六番，达到五百万方，年采伐收入六千零三十五万元。红安就可一跃而成为富县。陈慕凯认为:“这个计划太简单，太完美，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分析了全县一百零八万亩宜林区的土质和树种分布状况:“红安的土地并不肥，尽是石头疙瘩的山坡，坎坷不平的山洼和沙质土地。而杉树的生长需要肥沃的土壤。马尾松尽管成材率不如杉树高，但它却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长得更兴旺、更皮实。此外，马尾松的枝杈发达，在红安这个偏远的缺煤县里，几乎全县的烧柴都取之于它……”

        接下来，陈慕凯又列举了许多论据。这是林业工作者在纵论林木。他在这里搞了三十年千辛万苦的勘察工作，他有权确凿有据谈论这块土地。

        他在结论中写道:“全县十二万亩杉树，由于土质关系，其中四万六千亩长成了小老树。而马尾松普遍长势很好，一棵马尾松年平均积五角线的木材，一亩二百棵即有一百元，全县六十四万亩马尾松，管理好了，一年的积材可创六千四百万元的价值。年采伐收入也可达两千七百万元。实际上马尾松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因为有了新树种，就抛弃久经考验的马尾松，就象一个穷汉看见了一双皮鞋，为了买皮鞋，把衣服、裤子都卖掉一样愚蠢。”

        陈慕凯写到最后两句话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他想了一下，把“愚蠢”这个词涂去，换成了“欠妥”。他又看了几遍，直到他看不出再有别的欠妥的词句了，才在落款处用繁体字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姓名。

        信写好了，信封却没有封起来。对于自己微弱的力量，陈慕凯是不抱希望的。第二天，他把信交给了县委。

        县委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

        “一个调研员讲话这样大胆，简直是前所未闻！”有人议论道。

        “国家主席有他的想法，我有我自个儿的。”陈慕凯平静地说。

        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出格。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他也有他自己的关心和优虑，尽管他似乎无关轻重。他在县林业局调研员这个小小的岗位上，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美好的感情，都献给了这个事业。

        县委杨春生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说:“一个基层干部敢于对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异议，修正国家主席的意见，这说明了许多问题!许多好的问题!这里面有勇气，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水平，文化水平、觉悟水平。”他把信还给陈慕凯说：“你得很对，你可以把信封粘起来了。”

        第二天，这封信被裝进一个大信封里，用胶水粘牢，贴上了双挂号的邮票……

        红安的首富

        他是红安县高桥乡人。他和李先念、陈锡联是同乡。他没有任何“地位”，却做了领袖和将军们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五年的时间里，他使全乡各家装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建了广播增音站、影剧院、自来水塔，还铺了一条八公里的柏油马路。在他的手下，有七百个乡亲得到了每月二百多元的高薪。除此之外，他还给乡里上交了三十万元现金，他使高桥乡成为红安的首富之乡。

        他叫江师大，今年五十出头。从相片上看，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然而这个人却有其独到之处，他行动迟缓，话语不多，却精通生意经，做交易时，再精明的人也骗不了他。

        他从小就到汉口学徒。至于他在汉口学了什么，干过什么，没有几个人清楚。乡亲们所知道的，就是五十年代他在武汉市粮食局干过。其后，他进了建筑学校函授部学习。在这以后就是一团乱麻。一会儿他在青山区搞工程，一会儿又转到教育局去扩建学校，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粮食局。五九年精简机关时，他被下放回乡了。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以及如何离开武汉的，但他同省城依旧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经常坐上拖拉机直驱武汉。他去武汉是给大、小队买东西，顺使也带上一篮松花蛋之类的副产品，为自己捞几个零花钱。他在武汉住满规定的时间，把看见的一切都记住，回到乡里，自然有热心的听众……

        他的最大嗜好是搞建筑，在他的住宅四周，总是堆着石块、木料、碎石子等一些建筑材料。周围一百里内的建筑人员他都认识，而且谁会干什么，他心里都有数。他很容易同他们取得共同语言，他们也乐意上他这儿来干活。因此，村子里搞建筑，总是派他去负责。而他总是能胜任的!不论有没有建材，不论钱多钱少，反正他能巧妙地解决问题，把房子建成。

        江师大和乡亲们难以和睦相处，原因在于他既不习惯贫困的生活，又不爱干大家称之为勤俭持家的那些麻烦事。他不会干农活，他种了二十年田，却没有任何系统的农业知识，他甚至对夸耀自己种田学问的人不屑一顾。因此，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

        二十年中。他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

        一九七九年，他把刚分到手的责任田交给老婆，偷偷组织了一个包工队来到武汉，人们开始只是交给他一些无人承接的小工程，这些工程往往都是计划外的，资金短缺，建材无保障，搞得不好，就要停工待料几个月。这种油水不大凤险大的工程，一般是没人愿意签订承包合同的。

        江师大却顺从地签订了合同。于是，在施工场地上，仿佛有根魔杖一挥，马上出现了砖石、水泥、钢材。他用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搞到这一切的，只有老天知道。但只要是他需要的东西，他就一定会弄到手，而且都是质量的，至于蹩脚的砖瓦，蹩脚的钢材，蹩脚的工程，江师大是决不接的。

        就这样，江师大的工程队在武汉立住了脚，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在竞争中击败了五省十四县的工程队，也击败技术很硬的某个治金建筑公司。工程队越来越兴旺。鸟枪换炮，江师大也装备了一台“菲亚特”。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四年的工夫，江师大把自己弄得两鬓都象水泥一样灰白了。

        疲劳、失眠、上火，这自然是不待说的。他象那些十分勤劳、子女众多的农民一样，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他那辆米黄色的“菲亚特”整天不停地开到东开到西，来回奔忙。他四处采购高标号水泥、漆胶，又要顾着装车、卸货，而工程的质量、进度更是一刻也不能马虎。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这样东奔西颠、分身乏术的人，怎么还能挤出两个钟点时间，到建筑设计院去听技术讲座。他对自己忙忙碌碌的生活从无怨言，相反，他十分满意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在完成工程合同的同时，也为自己造起一座不大的，但相当不错的房子。而在承接新的合同时，他就把房子卖掉，随后又在村里为自己建造新房。

　　他给自己造房子是经过精明考虑的。起先，只是比普通农舍稍高稍大点儿的砖瓦房，而后，当村里大多数人家盖起了砖瓦到顶的新房时，他才敢为自己盖了一幢水泥结构的，有着明亮的落地窗的新居。当别人家也学着他的样子装了玻璃窗时，他又把自己的家“收拾”了一番，而且“收拾”得不好意思让人进去。在采访中，乡干部告诉我们，江师大的新居打的是两层楼的地基，却只建了一层。在他的房前屋后，早已备齐加盖楼房的材料。但是，江师大不急于开始这项工程。他一直踌躇不安，等待着。很难解释，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武汉某配套工程的工地上，江师大对我们说:“我就是盖三层也盖起来了。可我不能太拔尖儿，用官话讲，那叫脱离群众。说实话，我的钱够我吃一辈子的，我儿子那一辈子也吃不完。我早就不想干了。可去年江师尊司令回乡，他对我说:‘你把家乡盘富了，后人要谢你，我们这些在外的人也要给你烧高香。你就抡开膀子干吧！’江司令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收手吗?”

        江师大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前年，他找到了陈再道将军，要求这位同乡给他找一个“吃官饭”的地方。陈司令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脱身之计，说，不敢要你啊，你来了，我得把司令员的位子让给你啰!你是个能人，是个将才嘛!

        讲到这里，江师大笑了。他为陈司令对他的这种评价到自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