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之前，汉元帝为太子时，曾经怪父亲汉宣帝不重视儒家学说。太子说，汉代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制度不好而造成的，作为皇帝，应当采纳儒家推崇的周代理想，来构建一套新的制度，取代现有的规则。

太子的天真想法随即遭到了汉宣帝的驳斥，他批评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与人们熟悉的清代雍正皇帝有几分类似：大力整顿吏治，又有务实的性格，知道每一代必须以已有的制度为基础进行演化。当汉高祖创建皇朝之后，制度一旦确定，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革。武帝扰乱了汉家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即便不喜欢他的政策，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再做调整。想全盘推翻，回到理想中的模型是办不到的。

虽然太子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但太子和皇帝的对话却将西汉后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呈现了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不仅影响了元帝一代，还在其他皇帝统治时屡屡出现，成为大臣们争论的焦点。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现实不满，希望重新设计一套制度来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旧制度。

西汉帝国后期，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并非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不认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随着盐铁等最具前景的工业的国有化，人们除了种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虽然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因为缺乏发展前景，人们心中的不满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选任范围更加窄小，挑选范围集中于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势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变得更加狭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加深，与商人的勾结越来越严重，社会结块现象明显，大家族出现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变得更加稀少。

这个结块的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地方权力失控。地方上的大家族垄断了地方官吏的职位，中央和地方出现了脱节。

中央的控制力下降了。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对于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始终是中央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在两者的对抗中，中央不断派出巡视组去审查地方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出六个人作为中央巡视组（刺史）前往地方巡查。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就设置了十三部刺史，将巡视制度固定了下来

监察制度可以一时抑制地方的离心倾向，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地方势力失控的长期趋势。在对社会不满的人眼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公正，干活的人忍受着贫穷，不干活的人却享受着奢侈。特别是在一些家族势力的带动下，人们竞相穿戴绫罗绸缎、金银珠玉，竞相购买家奴，建设高级住宅。富裕的人家更是控制了地方官僚的选举，饱学的儒生没有办法进入仕途。

对现实不满的带头人大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呼喊着改变。“Change”，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运用得滚瓜烂熟的词汇，在中国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著作用，让人们显得无所适从。

实际上，随着汉武帝将儒术定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大学机构（太学）的确输送了一批儒家学者进入官僚系统。汉代后期的丞相如萧望之、翟方进等人，往往都是当世闻名的大儒。另外，皇帝设立的五经博士也已经成为官方圈养的学术机构的代表，依靠出卖学问享受着皇家待遇。他们通过编撰课本和垄断教育行业，将儒家理论灌输给整个社会。

但是，与更多人想当官比起来，这个渠道仍然太窄，大部分人根本无法通过儒术进入政权。更令皇帝想不到的是，他们尊崇儒学是为了给政权带来稳定，而儒学的发展却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负面作用。首先，儒生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儒学仿佛同时控制了现在的中宣部和教育部，拥有无限的开火权。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他们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

西汉时期，是儒家经典纷纷定型的时期。流传下来的残缺的五经文字，都经过了汉代人的篡改、伪造和阐释，这使得许多汉代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书中，谎称是古代就有的思想。这就像清代康有为谎称孔子是改革的典范来推动变法一样，借古讽今，却也让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

在汉武帝时期，儒者们还能根据皇帝的意图来解释经文，强调现代是从古代演进的结果，是一种必然趋势，带着社会进化论的色彩。但武帝之后，由于人们对社会和政治失望，另一种复古主义的风潮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将周代描述成一个更加富裕、平等和充满礼教的社会。在那个时代，人们全都知书达理、安守本分。周代的井田制之所以被私人土地所有制取代，是因为这种制度效率低下，但学者却把周代的土地所有制描写成一种理想的制度，在那儿，人人有饭吃，无人不饱暖。不仅人人饱暖，而且人人反对奢侈。每一个人都有着相应的社会等级，每一个社会等级都有着符合该等级的着装和消费标准，只要安守于标准之内，就不会奢侈。在那里，没有超级的富人，也没有穷人。他们的位置是根据需要来分配的，贤人成为贵族和官员，而贵族一定是贤人。至于为什么贵族一定是贤人，却没有人愿意追究其原因。

这是古代社会的“共产主义”，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汉代后期，却成为许多人探讨政策、制定法规的模板。汉代的社会思潮又由于今古文经的争执变得更加复杂。在汉代圈养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一旦当上了五经博士，立刻变成了学阀。他们拉帮结伙，只准徒弟背诵自己的理论，不准有任何偏差，更加优秀的人无法脱颖而出。

但是，这些人使用的教科书却是有问题的。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大部分的儒家典籍都已经残缺不全，依靠一些老人的记忆而得以流传下来。当他们幸存到汉代后，凭借记忆或者私藏的书简，将儒经进行了恢复。但这样的经文充满了讹误。后来，随着一些在秦之前书写的文本的发掘，人们发现市面上流传的所谓经典有许多错误，也残缺不全。这些后来发掘的经文被称为古文经，而在太学里流传的是今文经。许多对当时学术现状感到不满的学者都聚集在了古文经学的旗下，开始了反叛。他们更加推崇古代，也更加批判现实。周代的乌托邦在他们的描绘下熠熠生辉，吸引着人们前去投奔。

王莽时期古文经学的大家是刘歆。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也是西汉著名的编撰家，《战国策》《说苑》《新序》等典籍都经由刘向编著，而刘歆则和父亲共同编校了《山海经》。刘歆被认为是王莽的国师。除了刘歆之外，还包括孙阳、张邯、鲁匡等人，无一不是当时饱学的大儒。

当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实的旗帜下聚集时，还需要一个旗手带领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司马大将军王莽恰好出现在这个时候。王莽本人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也认同儒家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不惮用权力去实现理想。为了对抗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王莽曾经希望带头提倡简朴。作为皇家的最高官员，他带头“恶衣恶食，陋车驽马”，一听说各地有灾荒，就连肉都不吃。他希望通过皇家的提倡来改变风气。王莽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只有有了威信，才能掌握足够的权柄，取代汉家王朝。

这些儒者本身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他们只在乎谁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社会。于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和儒生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联合体。儒生利用他们庞大的宣传能力帮助王莽上台，而王莽则推行儒生期望的政策来改变社会。

关于西汉末年这一复古思潮，有许多例子可以印证。元帝时期，一个叫作贡禹的官员很得皇帝喜爱。他品格高尚，生活简朴。他依照古代社会的标准，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比如，他认为武帝之后的宫廷中声色犬马、美人充斥，花费难以估算。而他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皇帝的宫女不过九人，马匹不过八匹，一切都是极节俭的。贡禹从这个角度出发，请元帝大幅度削减宫室开支。此举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当一切都以古代为标准时，贡禹也会得到一些荒谬的结论。比如，在对待货币的问题上，贡禹看到了政府垄断货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的建议却是：废除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时期；或者用米和布来作为交易媒介，取代黄金、铜币的作用。

贡禹对于金融的质疑只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许多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希望改革货币制度，而这种思想传到了王莽时期，就成为他改革的主线之一。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于以研究《诗经》而闻名的师丹。在古代，曾经使用龟壳和贝壳来当作货币，许多人希望把这些东西重新搬出来，师丹本人也赞同这种做法。这就距离王莽的货币改革更近了一步。而师丹更重要的思想则反映在哀帝刚刚即位时他提出的观点中。他认为，西汉后期日渐明显的社会结块现象，来自于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富人？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天子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或者限制土地占有量，不准自由买卖。

师丹的提法后来成为王莽改革的另一条主线。在贡禹和师丹等人的影响下，王莽上台后，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希望借助舆论的东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