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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美国政治学界的宗师级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曾因学术上的杰出贡献，被哈佛授予“阿尔伯特·韦瑟三世校级教授”称号，这是哈佛教授的最高荣誉，目前哈佛仅有24人获得校级教授的殊荣。除了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他还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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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的秩序》

“Islam's borders are bloody and so are its innard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for the West is not Islamic fundamentalism—It is Islam, a..civilization whose people are convinced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culture and are obsessed with the inferiority of their power”                     

    —Samuel Huntington

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哈佛大学艾伯特.J.韦瑟黑德三世(Albert J. Weatherhead Ⅲ)教授，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及约翰.M.奥林战略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所长。曾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为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左右手。

著有多部畅销书，包括《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1957)、《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2004)。

内容简介

亨廷顿在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并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程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亨廷顿认为，首先，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名为“普力夺主义”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演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编辑推荐

本书最具创见之处在于独特的视角，政治稳定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非必然。政治衰朽的概念被开门见山地提出，这意味着对先前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目的论假设——政治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一个进步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的严峻挑战。衰朽意味着混乱、无序与暴力，这不仅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描绘的现代化所必须的阵痛，亨廷顿指出，社会可能会在变迁中逐步走向其所谓的普利夺社会，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不复存在：旧制度被摧毁，新秩序尚未形成，政治带来的只有痛苦。

从政治衰朽这一概念能够看到亨廷顿对政治稳定的关注。在第一章中，亨廷顿用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这两个概念对不同的政体进行区分，而只有两者处于一定比例时，政治稳定才可能发生，当政体政治制度化的速度慢于政治参与的扩大速度时，便有可能成为普利夺社会。第四章详尽地讨论了普利夺社会，描摹了普利夺社会的特点、形成途径和可能的摆脱策略，其独到见解在于把军人政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下探讨，亨廷顿认为，军人政治的实质是各政治力量的无序参与，军事力量只不过因其自身特点而为人瞩目罢了，而军事力量也同样是走出普利夺社会的关键。

一个比如何防止成为普利夺社会更基本的问题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何以实现？在亨廷顿看来，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否则政治参与的扩大只会带来无序。当政治制度化被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时，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政治制度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第五至第七章。第五章讨论了较为激烈的变革方式，即革命的方式。革命意味着旧制度的迅速瓦解和新制度的确立，亨廷顿讨论了革命的先决条件，比较了中西方革命模式的不同并探讨了原因，讨论了革命过程中的几股主要力量。第六章则讨论了相比较更为温和的变革方式，即改革，几种不同的策略被相互比较，而土地改革被作为问题的关键得到详细讨论，因为亨廷顿认为其“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分人的手中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p.319），是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一步。第七章探讨了不同政党体制在政治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围绕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展开，并探讨了政党的几种政治动员模式及其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在亨廷顿对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另一条没被提出但贯穿头尾的线索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而这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相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廷顿所讨论的政治秩序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迁之中。此外，第二章对美国和欧陆的政治体系差异的探讨意在说明古老政体和现代社会相结合是可能的，或许表明其对政治发展的不同意见：“当下的政制并不必然优于过往，传统仍有可借鉴之处” (p.110)。第三章讨论传统权威和现代权威的关系，意在表明传统权威“前景是黯淡的”（p.155），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基础。

最后，本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亨廷顿对于古典政治哲人的关切，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对古典作品的引用在当代政治科学著作中不多见，大多数古典政治作品被认为是过时的而被扫入了故纸堆中。亨廷顿大概意在承马基雅维利之传统，重整政治秩序。

——摘自豆瓣书评《亨廷顿的写作意图》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苗博特。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的中文版大约37万字，我会用大约3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现代化很有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动乱和政治衰败，而实现政治秩序的关键在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开始了国家建设。然而二十年后，虽然许多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有了可观的进步，但就政治状况而言，它们并没有走上有序的发展道路，反而频频遭遇动乱和政变。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政治稳定？这一反常现象挑战了当时人们的知识储备。亨廷顿顺应时势，在1968年出版了这本书，对这个谜团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一举奠定了他在政治学界的权威地位。

这本书的经典程度，可以用谷歌学术的引用率来说明。一般来说，一本政治学著作或论文，在发表十年之后，能够达到300到600个引用，可以说很好；大于600小于2000个引用，是优秀；大于2000个引用的，那就足以称为引领一时风潮的开创性著作。而亨廷顿的这本书，目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4161个引用，相当于七本开创性著作的分量，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中的经典。

这本书的经典地位，还体现在书中观点的生命力上。即使在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亨廷顿提出的概念对现实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亨廷顿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理论框架，被他的弟子，也是当今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继承。

福山写了一本叫做《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书，聚焦的是21世纪初的政治局面。比如说，为什么希腊、意大利卷进欧债危机，美国的政府质量也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国家，比如中国，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亨廷顿观点的基础上，福山发展了更精细的理论，专门探讨现代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那么，这本书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使得其成为经典呢？

首先，这本书为当时的环境提供了一个评价各国政治状况的新标准，认为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不在于政府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然后，它还追根溯源，认为现代化在带来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时候，反而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动乱和政治衰败。最后，它为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开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将政治的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保持在大致相同的节奏，是实现政治秩序的关键。

这本书的作者亨廷顿，是政治学领域的宗师级人物，相当于金庸小说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一样的存在。他的履历金光闪闪：18岁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硕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23岁就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系任教，并最终在哈佛拿到终身教职。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哈佛教授的最高荣誉：被授予“阿尔伯特·韦瑟三世校级教授”称号。在高手如云的哈佛，目前也仅有24人获得校级教授的殊荣。

能为一名学者带来如此荣誉的自然是他的作品。我们今天为你解读的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这本书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解释当时亚非拉国家政治动荡的有力视角。有趣的是，这本书虽然为亨廷顿奠定了最初的学术声誉，包括为他赢得了两次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提名，但也使得他卷入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伪科学的争论之中。这场争端的发起者是一名叫做塞尔日·朗的数学家，他批评亨廷顿使用数学来测量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方法不靠谱。

比如说，亨廷顿根据各国发生游行示威的次数等事实，发明了一个“社会挫折感”的指标，来衡量各国社会的动荡程度，这位数学家对此嗤之以鼻，讽刺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社会挫折感这种东西怎么能被衡量？难道亨廷顿有个社会挫折感测量仪吗？”因此，他认为，亨廷顿得出的结论也靠不住，更甚至说，亨廷顿所做的根本就是伪科学，是掩藏在数字和公式之后的意识形态。这位执着的数学家，还挑出亨廷顿书中的数学错误，编撰成册，四处散发，以此攻击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政治观点。可能也因为此，亨廷顿的两次提名最终都遗憾落选。

讲了这么多关于这本书的背景资料，那么，这本赞美与争议并存的书到底有哪些主要内容呢？我们将为你讲到亨廷顿原创的三点贡献。

首先，亨廷顿提出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一对概念，认为政府的有效程度，而不是形式，才是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别。使用这对概念工具来分析当时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许多亚非拉国家，政治衰败在普遍蔓延。这就是亨廷顿分析的第二个焦点：现代化对政治秩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亨廷顿眼光犀利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不一定会带来政治现代化，反而可能带来动乱和冲突。最后，亨廷顿为这些陷于动乱的国家开出了一个理论上的药方，那就是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一个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实现政治秩序，关键在于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必须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保持一致。

第一部分

好，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亨廷顿认为，决定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的因素，是政府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被组织起来的形式。

一般来说，在西方政治学界，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最常用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否由普遍、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合这个标准的国家，被放到民主国家这一类，不符合这个标准的，统统被塞到非民主国家这个箩筐里，不论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别有大。在现实政治中，这个简化的标准则常常被误用，被政客们当作干涉他国政治的借口。

但亨廷顿与众不同，他放眼纵观20世纪60年代各国的政治形势，大刀阔斧地提出，这个尺子不好用，我们应该换一把尺子来用。我们应当用政府的统治是不是有效这个标准，来给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分类，这既是亨廷顿对之前观点的批评，也是整本书的出发点。借由这个论断，亨廷顿提出了他这本书中的一对核心概念：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什么是政治秩序，什么又是政治衰败呢？为什么说秩序和衰败之间的差别，才是各国政治之间的最大差别呢？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秩序是一种人民必需的公共产品，这个产品由一个能实现有效统治的政府提供。具体来说，一国的政治秩序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首先，一个国家目前采取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能够得到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的承认。这种承认对政府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使得政府能够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这种承认对人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意味着人民认同这个国家，愿意为国家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次，该国的政府能够有效运转，在政治领袖换届，选拔任命官吏，处理经济事务，推行公共政策这些方面，都有一套合理的、行之有效的程序。最后，这个政府还必须有能力约束政治冲突，化解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能够做到这几点的国家，亨廷顿就认为它们拥有发达的政治体制，有能力为人民提供政治秩序。

而政治衰败呢，正是政治秩序的反面。在本书中，亨廷顿并没有对政治衰败给出一个精密、严格的定义，而是通过一种全景式的描述，刻画出了一个国家被政治衰败笼罩的动荡图景。在一个政治衰败的国家，人民对本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共识，不同的社会团体争论不休，四分五裂，无法凝聚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共同体。虽然存在政府，但是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办事效率很低，在民众中受到的认可也很少。在政治领袖的换届更新方面，没有稳定的程序，政府有时会被强权式的人物把持，并推行反复无常、灾难性的各种政策。最后，这样的一个政府在约束和化解本国的政治冲突方面很无能，常常导致冲突累积到爆发军事政变、社会骚动甚至革命的地步。

如果我们通过政治秩序这么一个衡量标准，来看待全球不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话，我们会发现，一般认为在政治上差别非常大的国家，其实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美国和苏联。1968年的美苏两国毫无疑问具有截然不同的政府组织形式和政治体制。美国的政府是通过党派竞争的定期选举形成的，在政治体制上强调三权分立，对权威进行制约和平衡。而苏联的政治中枢在中央政治局，强调的是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但是，美国和苏联又是非常相似的：它们的政府都是能够实现有效统治的政府，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得到人民承认，它们都具有组织完善的政党。当它们要推行政策，不论政令是出自白宫，还是苏联的政治局，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有本事将政策贯彻下去。当然，亨廷顿写这本书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或者说没有发生政治衰败， 因此他还强调，苏联和美国一样，政府的统治不会被军事政变推翻。

对比之下，在20世纪60年代的亚非拉许多国家，虽然政府的形式和政治体制各种各样，但都被政治衰败的氛围笼罩着。

比如说，智利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泰国是君主立宪制度，而海地和巴拉圭保留着权力被垄断在一部分特权阶层手中的寡头统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间，这些国家的政治动乱频繁，小到小规模的抗议和骚乱，大到军事政变，甚至常规战争，都能轻易动摇甚至颠覆该国政府的统治。

统计显示，在这段时间，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17个国家发生过军事政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党组织四分五裂，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失去权威，贪污腐败肆无忌惮地蔓延，公民的权利被随意践踏，欲寻求秩序和保护而不可得。一言以蔽之，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在不断下降。

如果我们把一国的政治状况想象成一个水银体温计，顶端是稳定和秩序，另一端是动乱、衰败和无政府状态，那么这些亚非拉国家在这一段时间的状态，就是水银柱不断下滑的过程，而那时的美国和苏联，则高居稳定的顶端。亨廷顿认为，这个秩序和衰败的差别，是各国之间最主要的政治差别，不论这些国家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在亨廷顿的价值体系里，政治秩序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他甚至贡献了这样一个金句：“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却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

亨廷顿这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观点，对信奉“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以统治的有效程度来衡量一国政治的这把尺子，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管用，到20世纪末，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国家普遍出现政治衰败时，仍然管用。直到今天，“政治衰败”还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那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最大的政治差别，不是民主和非民主，而是秩序和衰败。

第二部分

那么，为什么亨廷顿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亚非拉国家，普遍地遭遇政治动荡，甚至走向政治衰败呢？因为这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地获得了民族独立，正走在现代化的路上，而现代化带来的剧烈变革正是政治动乱的源头。

亨廷顿认为，在对现代化的看法上，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现代化必然带来好的结果。而他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一幻觉，指出，现代化对一国的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带来破坏性影响。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被用来形容一个多层面的进程，主要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

在这里，人们还存在另外一个错觉，那就是随着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实现现代化，表现为都市化、工业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等等，政治现代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或者至少这三种现代化之间，存在的是正相关关系。

但是亚非拉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政治动荡表明，现实似乎不是如此。不少国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工业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上升，城市化率也在提高，而文盲率则在不断下降，但是这些国家非但没有实现现代政治，反而在政治稳定上有极大的退步。亨廷顿如何解答这个谜团呢？

他认为，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在这些国家，政治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之前的学者们看待政治现代化，都是先总结传统政体的特点，再总结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政体的特点，然后将政治现代化，看作一种从传统向现代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中包含着许多关键政治要素的变革。比如说，在传统政体中，政治权威往往来自传统、宗教、“天命”，而现代化政体，则将法律这一体现人的意志的世俗权威视作唯一的标准，人人守法，依法治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现代化就是权威的世俗化。

而亨廷顿认为，这个视角是存在问题的，它只根据过去的经验，指出了理论上的前进方向，却没有立足现实。事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传统政体并没有必然地向着现代化政体的方向运动。虽然它们的起点都是传统政体的解体，但却都没有朝着理论描述的完美终点前进，而是在现代化的跑道上迷失了方向，脱离理论家描述的轨道，跑到了军人专政、独裁等各式各样的方向上去，连权威的世俗化都不一定做得到，更不用说官僚机构的理性化，政治力量的分权化等等这些更“现代政治”的特征了。

因此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革，必须把一个宽泛的政治现代化概念化繁为简，只看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那就是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

对亚非拉的许多国家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此前学者们描述的种种政治现代化的特征，权威世俗化啦、分权啦、竞争啦、民主啦，高效的官僚机构等等，它们连边都没有沾到，但是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却是实打实地在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发生的变革，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愿、有能力并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同时，社会团体也在分化，整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彼此之间的分裂和利益冲突也在加剧。

具体一点来说，在现代化之前的亚非拉国家，政治的参与者一般是贵族、宗教领袖和官僚上层人士。他们是权力游戏的主要玩家。政治作为一门“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需要调解的就是这一小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政治稳定是相对容易达到的。而当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时，原先政治上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日益形成有明确利益要求的有内聚力的团体，比如说工人阶级，就是与其前身赤贫农民不同的政治力量。原来的精英阶级内部也发生分化，往往形成传统和现代两派不同的精英，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和对抗，削弱了原来稳定的统治阶层，你可以脑补一下晚清时期的保守派和维新派之间的冲突。总之，当全社会的各种日益分化的力量都想要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而彼此之间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一套新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时，其结果就是频繁的动荡和冲突。

亨廷顿这个现代化对一国的政治秩序存在破坏性影响的观点，有着现实案例的支持。在20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国家，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经济发展的国家，发生动乱的频率远高于还没有开始现代化的、赤贫的国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情况也是如此：越是经济较好的地区越动乱，贫困未发展的地区反而更稳定。对此，亨廷顿评论说，简单地把贫穷和动乱联系起来，把发展和稳定视作天生一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饿着肚皮的穷汉，无心去关心政治，大喊大叫。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麻木的保守主义者，只要生活中有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小修小补就满意了。

此外，统计相关性还显示，如果以城市化的速度、识字率上升的速度等指标来衡量现代化的速度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拉丁美洲，现代化速度越快的国家，政府被推翻的次数也就越多。因此，现代化与政治秩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反而更像一个U型曲线。传统社会和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而中间阶段是最危险的。金句频出的亨廷顿用这样一句话总结：“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动乱”。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在亚非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并非齐头并进，相反，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给全社会的各种势力赋能，政治参与快速扩大，从而带来了各种冲突和动乱。换句话说，正是20世纪中叶遍及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才使得政治动荡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第三部分

那么，对亚非拉这些变动中的社会来说，究竟怎么样才能实现政治秩序？那就是政治制度化。亨廷顿认为，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政治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是否与政治参与的扩大保持着大致相同的步伐。如果政治参与快速扩大，而政治制度化的步伐跟不上的话，就意味着参与对制度来说压力过大，超载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就会像一辆超载的车，很可能会跑不动，甚至翻车，状况频出。

亨廷顿所指的政治制度化，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政治组织要足够强大、完善、覆盖广泛，从而能够容纳不同的社会团体的政治诉求。比如说，原先处在劣势地位的性别或种族想要谋求普选权，或者说工人阶级想要保证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等这些诉求，都能够通过现有的政治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不至于走到流血冲突的地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较高。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程序的稳定性。一国的政治体制，在横向上表现为政治机构和政治组织，在纵向上表现为周期性发生的政治程序，比如说几年一次的会议、选举、政府和领导人换届等等。如果说这些程序普遍地受到社会成员的服从和尊重，和平地定期发生，那么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而这一点，恰恰是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所欠缺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国家通常面临着传统政治制度的解体，并且刚经历过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这种“天降大任”的情形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们集大权于一身，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有足够的权威推动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变身为“伟大的立法者”。

但是，他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制度化的权力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期待他们自己动手限制自己的权力，又实在是对人性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就此走向了独裁政治，错失了创立常规化的政治制度，例如领导人任期限制和继任制度，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就陷入了停滞。而只依靠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不稳定的。

除了政治机构的完善和政治程序的稳定，亨廷顿还提出，政治组织发展的时机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参与水平较低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定水平的政治组织比如说政党，那么很有可能在政治参与逐步扩大的时候，这些政党足以消化政治参与的压力，并且在压力的刺激下，这个国家在制度化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如果政治组织建立的时机晚了一步，就很有可能一步差，步步差。

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马来西亚，已经存在了一个初步的政党架构，而当时的泰国几乎还不存在政党，因此当后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要求参与政治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政治秩序就比泰国更稳定。

不得不说，虽然亨廷顿指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在本书中，更多地是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方向，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仍然有许多的细节不够明晰，定义不够清楚。比如说，他对政治制度的界定自始自终都很模糊，对具体如何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也语焉不详。但是，他的理论被他的弟子，也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继承。

在我们为你解读的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将延续这个话题，为你系统地讲解三种政治制度——国家、法制、负责制——如何相互平衡，创造出运作良好的政治秩序。

总结

好了，说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就聊的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回顾一下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一对概念。政治秩序是指一国政府能够实施有效统治，合法性得到承认，国家机器强大，政策能够推行，人民享有稳定的秩序这个重要的公共产品。而政衰败则是政治秩序的反面，表现为一国的政府机构虚弱，组织涣散，人民对体制的合法性没有共识，时常爆发动乱、流血冲突、军事政变甚至战争。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之间的差别，是各国政治最大的差别。

其次，这本书说到了正是因为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才导致了政治衰败在各国蔓延。亨廷顿认为，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使得原本在政治上沉默的大多数人，迅速被鼓动起来寻求政治参与。同时，现代化又使得社会团体日益多元化，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因此，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不一定带来政治稳定，反有可能对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

最后，我们说到了一个变动中的社会的政治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的扩大保持在大致相同的节奏上。政治的制度化既包括政治组织和机构的广度和有效程度，也包括政治程序的稳定化和常规化。同时，政治组织发展的时机，也会对一个正在现代化中的国家的政治稳定，存在显著的影响。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亨廷顿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将政治发展独立出来进行看待，而不是将其视作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一个水到渠成的产物。他提出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一对概念，极具启发性，这个启发性不仅仅在于纸面上，学术上，更在现实中。

亨廷顿自己在书中这样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受现代化理论影响，主要着力于经济援助，希望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自然过渡到现代化政体。而受到美国本身经验的影响，一说到现代化政体，就是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忽视了在这些变动的社会中，建立有效权威本身要比分散权威难得多。他更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当时敌视的苏联共产党政权，最大的长处就是提供有效权威。

当然，亨廷顿对亚非拉国家政治动乱的分析，提供的只是一个视角，或者说一家之言。因为他主要关注这些社会的内部斗争，而没有将国际环境的影响纳入分析之中。

有学者认为，这些国家此前长期被西方殖民的经验，正是它们后来陷入政治衰败的历史根源。比如说，19世纪时，英国殖民官员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扶植多个部落酋长进行统治，导致了这个国家这种分散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在20世纪塞拉利亚独立之后仍然深刻影响该国的政治，因为新政府需要与这些酋长争夺权力，建立社会控制，而这个过程中的冲突和动乱正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政治衰败。关于这个视角，我们在另外一本政治学名著，《强社会与弱国家》，也为你做了解读。

而对于亨廷顿这本书涉嫌“伪科学”的指责，则需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看。那就是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们，对社会科学算不算“科学”这一点存在争议。有些自然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太“软”了，在宏大概念和测量这一概念的实际数据之间，总是存在着很大差距。这样很容易导致一种尴尬的局面，就是理论非常宏大和好看，但是证据却很弱，使得社会科学的著作变成了输出有偏见的观点，而不是客观的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这些观点被冠以“科学”之名，很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误导。而支持亨廷顿的人则认为，再软的社会科学，也具有可证伪性这个科学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亨廷顿肯定没有一个“社会挫折感测量仪”，能够绝对准确地衡量一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但是他至少试图去测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人类社会又很重要的东西。而且，他提出的理论，测量的数据，使用的模型，都可以被其他的研究者复制、挑错、批评，正如那位数学家所做的那样。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经能够通过搜集脸书等社交网站上用户发布的海量数据，比如说表示表情包的笑脸或哭脸出现的频率，来更精准地衡量一个社会的满意度或挫折感。他们还将这些社会心理指数，和这个社会的各种发展指标，比如说人均GDP啊、受教育水平啊等等，放在一起研究，看什么因素使得一个社会的人更快乐。

如果亨廷顿的批评者活在现在大数据的时代，估计会刷新一下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