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平反冤案】
王莽时，涿郡大学者崔篆被迫出任建新大尹。他巡各县时看到官吏贪残无道，冤狱林立，忍不住淌下眼泪叹道：“刑罚无度，驱民于苦难陷阱。百姓何辜，遭此苦难！”
于是，他冒死为民平反冤案，前后共拯救2000多人。幕僚们唯恐因此获罪，纷纷求他不要再以自己生命去冒险了。
崔篆说：“如果杀一个大尹救活2000多人，我死而无憾！”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二：（建新大尹崔篆）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人于阱。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掾吏叩头谏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过申枉，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
思考：在历史长河中，像崔篆这样的官员绝对被称为是一位好官。他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公正的执法，为民平反冤案，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誉。
他对待百姓始终充满同情心。可为何像他这样的好官那么少，在他巡查期间竟有那么多冤案，这些冤案都是如何被错判的，这就值得反思。
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一位好官不仅要有高尚的品德，还要有卓越的才能。他们应该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为民伸张正义，力求做饭公正公平，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每个朝代都应该做到的。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尊敬和赞誉，成为一位真正的好官。
这篇看似简短的故事，却强调了作为一位好官的品德和才能。不仅告诉我们古代官员的职责和使命，也启示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公仆。通过学习和传承崔篆的精神，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社会中发扬正义，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1994年5月17日，山东滕州市望庄镇西阳温村村民盖延周的4岁女儿盖亚慧正在酣睡，小弟弟玩火不慎将尼龙蚊帐引燃，她被烧得面目全非，昏迷不醒。
盖延周夫妇当即带往滕州市医院求冶，因伤势过重，又转往兖州市医院。
当时已严重休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并说生存的希望不大，医疗费得数万元。
5月22日，他们认定女儿已救冶无望，含泪把她抛在城外一条河堤上。
当晚，幸亏一位以捡破烂为生的孤老头胡广金发现了她，抱了回去；第二天，带着多年拣破烂积攒下来的130元，用地排车拉着四处求医。但所到之处皆因难以治疗而拒绝收留，他不得已将孩子放兖州市内一条大街上，自己则躲在暗处观看。
当晚8点多钟，一照相馆经理贾刚生闻讯赶去，当他看到这个被遗弃女孩的惨象后，心里有些难以承受。
在毛纺厂职工黄爱东陪同下，请来省农业机械化学校的高级讲师、治疗烧伤专家孙凤章后，几个互不相识的热心人各自买了蜡烛点了起来，就在大街上为盖亚慧敷药。
临近10点钟，大雨即将来临。附近的解放军五四八六四部队医院虽然没有烧伤科，值班的卫生队副队长任玉海毅然将小亚慧收留了，并连夜成立了10多人的特别护理小组。
在急救室里、孙大夫再仔细检查，诊断为：颅面肿胀，手足深度烧伤，神志淡漠，全身烧伤面积达 64%，生命危在旦夕。
一个棘手的问题摆了出来：经济上谁来担保？贾刚生一口应承下来：“医疗费由我来承担！”他回家拿出3000元现金和12000元存折，并说：“钱若不够，我连摩托车都押上！”
住院第二天，拣破烂的胡广金突然拎着苹果、香蕉来看望了；跟胡老汉一样，社会上不时有素昧平生的人备上水果、香肠及衣物来看望；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军人，也有个体户老板和经理。
兖州市委、市政府得知这一消息，朱市长和民政局的杨局长、张局长分别到医院探望，并捐献了 2000元钱。
附近白衣堂小学师生也将平时省吃俭用的1200多元钱送到病房。
5月30日，山东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随后，中央电视台，充州、滕州等电视台也相继作了报道。
一场社会性的救助活动迅速展开了。
滕州市副市长王广山专程来看望，并送来医疗费2000元。滕州市发起的“救助困难儿童损赠仪式”上，市委书记澎湃等领导同志带头捐款，4天内收到捐款22400多元。
在这期间，贾刚生等同志四处奔走，几经周折，终于查找到了小亚慧的父母。
事见渠怀素《为了一个被遗弃的四岁烧伤女孩》，《周末》1994年6月18日
没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这世界毕竟是好人多。在我们的生活中，恻隐之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
无论是在看到动物受伤时，还是在目睹他人遭遇不幸时，我们都会升起一种同情心。这是人性本善的最本能的反应。
记得有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小猫躺在街道上痛苦地呻吟着。它的身体骨瘦如柴，毛色脏乱不堪，明显处于饥饿和痛苦之中。
人的同情之心便会油然而生。我立刻停下来，轻轻地将小猫抱到怀里。它微弱地咬住我的手指，仿佛在向我诉说它的痛楚。
我将它带回家，喂它食物。看到它吃饱喝足、安然入睡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满足感。
除了对动物的同情之心，我们对于他人的遭遇也如此。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了一个乞讨者。他身着破旧的衣物，手上沾满了泥污，脸上带着无尽的疲惫和落寞。
身子趴在一个有轮子的木板上，人们都会停下来给钱。有人说这是骗子，其实他很健康。
但是我看到他这样总觉得可怜，总有种同情心泛滥的感觉，尤其是他接过钱后，满怀感激地望着我，眼中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喜悦，这就够了，我只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至于他装扮骗人那是他的事情。
那一刻，我意识到，恻隐之心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苦难，并付出实际行动去帮助他们。
无论是对于动物的同情，还是对于他人的关怀，恻隐之心让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温暖和爱意。因此，我们应该时刻保持对他人的关怀与同情，用行动去表达我们的恻隐之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拜伦献身希腊的解放运动】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出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为被压迫、被奴役的人的反对奥地利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为被压迫、被奴役的人的解放而战斗一生。
他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家庭，为被迫害的纺织工人辩护，支持“破坏机器”工人的斗争。
1816年，在上流社会的诽谤和攻击下，他被迫出国。
在意大利期间，他参加了意大利的烧炭党，为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反对奥地利的殖民统治者。
意大利的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希腊人反抗土耳其的侵略和奴役的斗争。
启程前，他把变卖庄园的款项、稿费和积蓄都拿出来，雇了一艘大船，买来两门大炮，五匹马，以及许多军械、药品，并携带西班牙币5万元前往希腊。
1824年1月5日，他踏上希腊本土，受到万人的盛大欢迎，不久，他被任命为希腊独立军总司令。
每当制定作战计划，他总是要求置身于最危险的地方。4月19日，他因劳累过度而患病去世。
希腊为他举行全国性的迫悼会。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到希腊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尽量减轻目前这一残酷战争中人们所受的苦难，在人道主义的支配下，我对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是没有区别的。
只要那些需要援助的人们是人，就够了，对任何稍具人道主义感情的人说来，那些人，都应当受到同情和保护。”
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念念不忘希腊的命运：“不幸的人们，不幸的希腊，为了它，我付出了我的时间，我的资财，我的健康，现在我将付出我的生命。此外，我还能作什么呢？”
拜伦的精神掀起了世界人民对希腊革命的同情，它像怒潮一样高涨起来。
1929年，希腊终于摆脱了土耳其的奴役，获得了独立，一位研究拜伦的日本学者说：“死的拜伦打败了活的土耳其。”
事见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王秋荣等《外国文学史话百篇》
感悟：死的拜伦打败了活的土耳其。人生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的却比鸿毛还轻。
拜伦精神是一种勇敢、追求自由的精神。他敢于挑战当时的道德观念和贵族权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他的诗歌中展现了他对权力的不屈服，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坚守。他的敢于冒险、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激励着后来的一代代人。
《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报任安书》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
“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
“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
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
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
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
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
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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