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瑞颖
众人拾柴
挑战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并非易事，尤其是这支连专项经费都没有的团队。而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对人力和物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为中国公民的诚信正名，他们来不及申请专项经费，干脆入组时就“自备干粮”。
不久，他们招募了上百名参与调研的中外籍学生。为了缓解经费压力，老师们主动提出负责实验所需的相关投入。
周欣悦和孙亚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杨芊负责的全国第一个试点项目，就得益于该基金的“包干制”政策，这让他们在研究时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要弥补科恩等人的研究缺陷，就需要在复制原有条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实验，这也是研究最重要的一环。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从早吵到晚’。”杨芊笑着说。为了结合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优势，他们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中国观察员的引入方式，就是在激辩中产生的。
科恩等人的设计中，外国研究助理将所“捡”的钱包交给场所员工后，只能做简短说明便要立刻退出。但钱包最终如何处理无法知晓，而且外国研究助理未必能准确分辨员工和客户，在一定的心理压力下，关键环境信息也无暇记录。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就要引入中国本土的研究助理作为暗中观察员，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影响钱包的处理结果。
最终，他们决定将实验设计成两个组。第一组的中国观察员在记录现场信息后便离开；第二组的中国观察员则暗中记录整个交付过程。每组都配有隐匿摄像头记录交付过程，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2019年年底，除了因特殊情况未能完成实验的4个采样点，全国496个点的数据全部收齐。这些点还新增了温度、湿度、目睹人数、噪声，是否有国旗国徽标志、是否有摄像头等10多个环境参数。
但只是整理和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就占据了张薇薇博士生涯的一半。她是论文的唯一学生作者，刚跟着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世勇加入该研究时，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读博士一年级，孩子也才刚刚满月。
对所有参与研究的作者而言，这都是一场高投入、高风险、高未知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究造成不同国家公民诚信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杨芊、周欣悦等结合国内和科恩等人研究的全球数据发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对衡量公民诚信的指标有显著影响。
这项挑战《科学》论文的研究，终于在原论文刊登4年后，于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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