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应该死去吧 总好过变得更差
1
我的父母在不惑之年结束了搭伙过日子的生活。这对散伙人昨天分别联系上我，告诉我一切都已办妥——母亲卖掉房子后，搭上了回娘家的火车；父亲依旧呆在他的工厂里。
“你可以回来看看。”父亲在短信里说。我买了一张晚上的火车卧铺票，并告诉父亲我第二天下午就可以到家。 进车站前我异常口渴，不明所以地在便利店买了一瓶促销的韩国酒嘟噜嘟噜吞下，先是喉咙一阵火烧，之后是肚子一阵火烧。检票员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我环抱着胸前的书包，做出一副顺从的模样。“走。”他像乡下人赶鸭子一样挥手，把我这只鸭子赶进了安检口。
我在泡过消毒水的白色被子里梦到了他们。“妈妈。”我侧身，用自己从电视机和书籍上学到的语气和姿势揽住母亲的肩膀。母亲拿脑袋碰我的脑袋。我说：“妈妈抱抱我吧。”于是母亲让我坐到她的大腿上，用手臂托着我的脊背，借助另一只手把我环绕起来。“你长大了，”母亲说，“我好久没抱过你啦。”我把头贴到母亲的胸脯上，像个巨婴般蜷缩着四肢，像赤裸地窝在那件母亲买给我的红色羽绒服里，“您何时抱过我呢。”我的胸口涌过一阵沉重的痛苦，像不正确的蛙泳姿势后气喘吁吁地停在泳池中央的浮标旁，救生员在岸上用夸张的手部动作和哨子催促我不要挡道，水漫过我的胸脯。 父亲推开门，“亲人们，来看我做了什么。”他兴奋地摊开一卷地图，看起来像某座城市的航拍图，灰黄的建筑，方方块块。“这是我建的。”他随即又打开一个录像，看起来是灰黄色的方块建筑内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多么了不起。”母亲称道。这时建筑里出现三三两两的女人，腰肢柔软，眼带秋波。“我让她们跳，她们就跳。”父亲说。“我让她们干什么，她们就干什么。”“太棒了。”我学着母亲称赞到，甚至带头鼓起了掌。于是我们都笼罩在一种自豪与兴奋的情绪里，为我父亲这样一个能干的男人而骄傲，呐喊。“你父亲，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母亲看起来容光焕发，“他居然建造了这样一座美妙的建筑！”我接上后半句，用最快乐的笑回应他们。因激动而升温的脸蛋带来了一股无名的羞愧，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往后退去，灵魂出窍般站到自己身后。
我在下午一点到了站。火车站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年轻人。”此情此景在我心里唤起一种类似“青春，活力，蓬勃，早上八九点的太阳”般温暖又熟悉的感受。在我还不懂得这种感受时，文学家们就循循善诱着把它安在我脑子里。而在今天，关于年轻人的感受机关快要运作时，我像在早晨的梦中一样，奇怪的脸红带来了一股无名的羞愧，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往后退去，仿佛站在自己身后——太阳烤着柏油马路，像烧烤摊的红碳和失水的蔬菜，排列整齐的豆腐，肉类，配些装在精致绿瓶里的韩国酒，孕育着烂在沉睡肠胃里空虚的饱腹感——带着些中产式的忧伤。
父亲在路边接了我，“最近怎么样？”他表现得像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还行。”我看着他卷曲的头发，想多加一句新生活要开始了一类的话，但不知道怎么说。父亲打开了车载音响，是刘德华，华仔唱到：
“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
父亲很喜欢华仔，家里总有些他的碟片。我十八岁的时候听他唱《十七岁》，有些强说愁地感慨时光飞逝，像他这种功成名就的典型人物，一副青年人的合照中被红色圈圈画出的那个人，总是要被当作榜样的。此情此景，父亲大概也受不了这恶俗的煽情。他换了新闻电台。“你把自己的东西理一理，该拿的拿，不要的就算了。”“什么时候要搬走。”我问。“下个星期吧。”父亲用两只粗壮的胳膊夹住方向盘转了个弯。“妈妈在那待多久？”“你妈要卖掉我的厂房。”父亲提高了声线，“正婆乸。”父亲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你最好劝劝她。不然大家都没得吃。”“王叔他们呢？”父亲显得不耐烦，“各过各的，管不了谁。”我接不上话，就自顾自的地睡去。黑漆漆的梦里，我看见自己坐在后排座椅上，像很多年前父亲还是个送货司机时，堆放在他的面包车后座上占满着黑色油漆的零件。我又闭上了眼。这时听见父亲问我：“饿了吗？”我睁开眼，发现父亲在前头开着车，而窗外真的已经黑了。秋分之后，白日变得越来越短，我们的车从广州东站出发，途径市中心，窗外的景象从排列整齐的方块高楼变成了贴着塑料大字的某某厂房，等回到我们那个小镇时，天已经黑了，路上亮起些模模糊糊的灯火。“吃点什么吧。”我犹豫着，心里想的全是那片土地上熟悉又陌生的餐馆和宵夜摊，占据一整条街的，河南胡辣汤，红太阳湘菜馆，西北面馆，东北饺子馆。 父亲掉了个头，转进一条灯火不甚明亮的小道，最后开到了久歌ktv门前的大广场上。我隔着车窗看到那些用黄色的圆圆的亮片拼凑出来的招牌。“走。”父亲像检票员一样把手一挥，把我赶下了车。地上散落着印着大胸女人的卡片，父亲问我：“吃什么。”我指着卡片说：“王叔还在做这个吗？”父亲说：“饺子吧。”父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不要多管闲事。”父亲用他惯用的口吻命令我。我嘲讽道：“你的新生活就要开始啦。”父亲似笑非笑地呵了一声，“哪里来的新生活，全都是旧的。”我开始打量父亲，他今天穿一件灰色的短西装，方圆的下巴剃得十分干净。谁能想到他年轻时是个夹着人字拖随街走的电线维修员，电线从粤北拉到广州。几个电线维修员觉得日子难过，便放弃没前途没尊严更不能赚大钱的拉电线工作，搞起了乡镇企业。王叔就是这些维修员朋友，我记不得父亲身边有几个王叔了。用一句特俗的话，就是他们借了一九七八的春风，赶上了新时代的高速列车。他们顺应时势，守规则，得到了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和更多选择的女人。“哪来的新生活？”父亲嘀咕着把我领进了一家东北饺子馆。
2
父亲给我和自己分别点了一份水饺，半例烧鹅，一碟芥兰炒牛肉。吃到第三个饺子时，电话响了。“自己回家吧。”父亲往我书包里塞了几张红色的钞票，“记得跟你妈讲，工厂我不卖。”我学着父亲大手一挥：“服务员。”站得离我最近的服务员低下头捂嘴偷笑，“东施效颦”我骂自己。“买单。”我背上书包，把一张一百块放在桌上，像一只公鸡扬长而去。
我曾在书上翻到一篇讲盲人推拿师爱上妓女的小说，觉得盲人每晚光顾的店一定藏在久歌ktv旁边那些我未涉足过的巷子里。二零一六年年末，我的母亲观察到肥皂剧里被爱的女人都留着好看的指甲和曲卷的长发，便拉着我去改造自己，变成值得爱的女人。我跟着她路过空荡荡的菜市场，穿过昏暗的小巷，在十字路口的转弯处看到一家敞亮的推拿店，玻璃门上贴着红色的价格，我忽然想起那篇小说，觉得生活到处都藏着故事。“残疾人开的店。”母亲说，“有机会我带你帮衬它。”她沿着马路继续往前走，在拐角处停下来，这时我看见马路对面的久歌ktv，圆圆黄黄的亮片转呀闪呀。母亲在路口右转，走进了一家发廊。“英姐，来啦。”母亲很满意似地点点头，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裤的男孩领着我们爬上一段架在室内中央的旋转楼梯，让我们双双躺在二楼的小床上。“你也用英姐的发水吗？”洗头师傅问我。“是。”母亲替我回答。“陪妈妈来洗头，真乖。”洗头师傅从墙上拿下一个写着母亲名字的圆柱形白色容器，旁边还摆着一个绿色的小盆栽。“英姐，要做个指甲吗？”母亲有些犹豫地抬起手掌，她的手指粗短，看起来很干燥。母亲把两个手掌在半空中相互摩挲，灯光下出现些轻飘飘的浮尘。“女人嘛，要懂得享受的。”洗头师傅说。母亲转过头来看我，“我陪你。”我对母亲说，看起来十分善解人意。“哎哟，你小孩真乖，英姐好福气咯。”洗头师傅把一团凉凉的泡沫铺到我的头上，空气里响起泡沫和头发摩擦的声音。
当晚我在发廊旁边的美甲店遇到了夏红。母亲被安置在一张粉色沙发上后，夏红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被她盯得不好意思，说：“我陪我妈。”“哈哈，小朋友。”夏红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你可以做个手膜。”她把我带到了另一张沙发上。 “呀，是个用功的好孩子。”夏红在装着温水的小盆里捏我的手指，她注意到我右手中指上因长年写字而出现的硬块。这种话我听过很多遍，也知道夏红下一句会像我遇到的很多洗发师傅一样问我的年纪，然后夸他们的顾客命好，感慨生活不易。只是夏红看起来年纪与我相仿，对这些社交语句还不甚熟悉，再加上她一直很快乐似的咯咯咯笑个不停，我鼓起勇气问她，“我们应该差不多大吧。”夏红的眼睛很亮，“我肯定比你大。”真是爱笑的眼睛，她白白的脸蛋都笑的有些泛红了。我一时语塞，又想象自己是一个纯良不经世事的小孩儿，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她又咯咯咯地笑了，把我的手从水里拿出来，涂上一些黏糊糊的液体。我俩的手在温水里泡的有些发红，她温软的手指捏着我的手掌，有些麻麻的。“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我问她，“喜欢做什么啊，”夏红歪头做思考状，“能做什么呀，我的生活可无聊了。”她瘪瘪嘴。这时我嘴里像留着最后要融掉的一点糖片，我用前齿咬掉它。咔，一些颗粒状细碎的甜味散开来。“你声音挺好听的，喜欢唱歌吗。”我胡乱地说。夏红笑着否认，称赞我嘴巴甜。为了证明我没撒谎，我给她讲了邓丽君如何从台湾眷村唱到日本，唱到东南亚，最后差点唱到北京天安门去的故事。她听后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故作神秘：“书上说的啊。”“读书真好，”夏红看起来有些失落了，很显然，她把看闲书和在学校成绩表上厮杀当作同一件事，我继续胡乱地说：“我多给你讲一些故事呗。”于是我开始搜集各种好玩的故事，借母亲的名义去找夏红给我捏手，店里的人见到我，打趣说：“找夏红姐姐来啦。”我在她们的注视下真的变成了一个纯良又害羞的小孩，而夏红每次都咯咯咯笑个不停。
每次我去见她，她就问：“最近看了什么书啊？”一旦我说出个什么故事中的人名，她就表现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问：“她是谁？”直到有一次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故事了，就提议：“我们去找石头玩吧。”这次夏红问：“石头是谁？”我想了一下，意识到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最终说：“我的朋友。”而假如石头问我：“夏红是谁？”我也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既不是我的亲人，也不是类似于那种常年围绕在父亲身边的什么合作伙伴，但他们切实活在我身边，参与了我的人生。是我们那个小镇混混沌沌的梦里的一声鸟啼，令我惊诧，不解和痛苦。我从未问过夏红，她是哪里人。因为觉得徒劳，在我们那个小镇，一旦没有用本地方言交流，也就不再细分是哪里人了，大家都不是哪里人，大家都是外省人，以此来达到一种划分身份的默契。夏红以赚钱为缘故拒绝了我这个小孩儿的邀请，而我因为没有好的故事也不再好意思见她。
我常常为没让夏红和石头见面而感到惋惜，好像我有决定他们相同命数的能力。也许夏红与石头把我当朋友，又或者不，我们也许该在一起，属于彼此，但又好像不。 父亲知道我回来是为了石头，但他刚才只字未提。因而离开父亲后，我想先去见见夏红。走到发廊时，发现美甲店翻新过，换了粉红色的窗帘。门口留着长刘海的男孩给我开了门。“夏红在吗？”我问。“哪个夏红？”前台的小姐问我。“英姐明天想找夏红做美甲，她以前常找她的。”“英姐啊。”前台如梦初醒般笑了，“英姐好久没来了呢，明天几点来呢？”“还是算了吧，她不来了。”我往里头看了一眼，没发现夏红，只好作罢。
只好归家。公交车开到了一条名叫庆祥的村子里。因为临近去广州的高速公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物流园发放点及员工宿舍。如果久歌ktv是父亲和王叔们的游乐场，这里就是他们的栖息地，散落一些卖零食日用品的超市，等待下晚班的工厂工人光临的饭店。父亲、王叔们在这样的，靠他们建立的秩序里寻找位置，相安无事般活着。父亲早些年赚了钱，就在这里建了一幢六层高的楼，一到四楼用来做接纳附近民工的宾馆，五六楼自己住。很快地，这幢楼房旁边又新建了一条铁路，许多厚重的灰白色钢筋水泥柱横列着截断了开往省会的田间马路——这绿茵间美丽的十字。当然，这是我强加给过路飞机的俯瞰想象，飞机似乎还未滑过这片天。而这铁路正对着五楼厨房、客厅、阳台所有的窗口，每次火车一节节地滑过铁轨，整栋楼房就在轰鸣声中摇晃。
入睡后，石头出现在我的梦里。他迎面对我说了声“一路顺风”后，很快地，赶路似的消失在我身后，就像他三年前一样。我醒来后，开始想念石头。他消失的那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年圣诞他似是而非地聊到自己，聊到他的父亲。我在惊诧之余和他吵了一架。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的名字一下子填满了我所有的社交平台，我们的熟悉的朋友们——整个世界都在讨论他。当时我与父亲在陌生的餐桌上与一群陌生人谈笑风生。父亲站起身朝对面另一个男人弯腰曲背，祝他新年顺利。那男人也站起身来，我看见他蓝白衬衫与黑裤子间宽宽的皮带，“多多关照啊。”父亲举杯，我学着父亲起身，“多多关照多多关照。”那男人把手里的杯子向上举起。倒计时数起来，这是迎接二零一七年的一个环节，充满笑料，欢乐和无需负责的宣泄。“新年快乐”，大家快乐地碰了杯。
第二天我回家打听石头的消息，父亲在封闭的客厅里一根根抽着烟：“王石他就是不正常。这就是他学坏的下场，胡乱尝试的下场。”我捏着鼻子走到窗边把窗户打开，问：“王叔他们呢。”父亲眯着眼把烟灰抖在桌上：“你王叔这么正常，他娘的却养出这样的崽。”我把窗户关上。“你们根本也不正常。”我说。父亲隔着烟雾，露出了那晚在陌生餐桌上的神色。我走到父亲跟前，颤抖着从烟盒里抖出一根细长的香烟，学着父亲放到嘴里，然后点上。父亲把烟丢到地上，料不到我下一步会怎么做。“你们才不正常。”我说，带着窥伺到大人秘密的快感。“你们才有病。”父亲的巴掌呼到我的脸上，“造反啊？”他骂道。“滚。”他摔门而去。
3
石头刚消失的一段日子里，我常听到一些类似于畏罪自杀，变态，基佬之类的词。他们或指向石头，或指向王叔，但最终都为了解释石头的死是死得其所。我常常在怀疑的同时陷入一种自责。因为在那年圣诞，也就是他选择自杀的前几晚，他其实跟我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圣诞那晚我没有提前离开而是仔细聆听他的心事，或许就能知道关于他消失的更多的蛛丝马迹——从而阻止他的消失。
我第一次见石头是在久歌ktv里，跟围绕在父亲身边的其中一个王叔一起，而这个王叔就是石头的父亲。 王叔穿一件灰色的灯芯绒外套，踩着黑色的皮鞋。“长那么大啦。”王叔用手捏捏我的左肩，然后取下夹在左耳的香烟，在我面前点着。我注意到他左耳的伤疤，像被什么磨过一样缺了一块。“你这么点大的时候。我还抱过你。”他用手比划了一个高度，嘴里的烟雾直直喷到我脸上。这时石头出现在王叔背后，比他的父亲高了一个头，一张寡淡的脸，挂着些严肃的神情。“石头，来。认识一下。”王叔拽着石头的衣角，把他拉到我面前。“晓不晓得讲梅花话了？”王叔用粤北方言问我。这句粤北方言把他喷到我脸上的烟全都驱散了，我高兴地说：“当然晓得啊。”“石头也会，你们讲，嘿嘿。”他抽着烟离开，剩我和石头面面相觑。“我叫王石。”石头用普通话说。“你们也是梅花的吗？”我故意用梅花话问他，以此来标明乡下人的身份。“系。”他回答。“我好久没回去了。”他停了许久后用普通话对我说：“你可以跟我说粤语，我也想练习我的粤语。”“冇问题。”我回答。 “怎么样啊。”王叔坐到我旁边，嘴里喷出些混着烟味的酒气，“该上大学了，以后给王叔介绍几个大学同学。大学的女孩子好看。”他握住我手，一阵厌恶令我想立刻站起身来。但我那时候还不恨他，也不恨父亲，就只好藏起厌恶假装起身喝水。我环顾四周看见石头坐在角落里。不一会，王叔又坐近了一些，把手搭在我的腿上，我站起身来朝角落走去，坐到石头身边。王叔见我们坐到一起，也就没再跟来。
后来我知道，王叔耳朵上的伤疤是因为母亲而来的。母亲一直怀不上男孩，不死心地四处逃跑，一直到被计生所拘留。父亲带着许多的王叔去救母亲——这是我从母亲口中得来的故事，多多少少带有些传奇色彩。“你放不放手？”载着母亲的车上，那人朝王叔喊。“不放。”王叔双脚贴地，手向前拉着车柄，一副随时就义的样子。汽车开动了，王叔被拖着走了一会，最后头着地，他的耳朵被抹掉了一块。我基于这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抵消了对王叔的厌恶，同时爱上了他的儿子石头。虽然后来我的母亲一直没再怀上男孩，她每怀上一个女孩，就会被父亲拉去打掉。我又觉得这样一个浪漫的故事是属于一个个备受期待的，预设的，即将存在的男婴的。不免又有些伤感。我的母亲，在无法得子的命运里不断奔走逃跑，每次我看见她憔悴的面容，就想起那些与世界无缘的妹妹。
所以我的父亲一直挺喜欢石头，“后生可畏啊。”父亲抽着烟眯眼看石头。 直到有一天，王叔在酒桌上说起石头是他四处留情后某个女孩生下的孩子，我才想起石头那缺席的母亲。“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我的孩子。”王叔常年跟着我爸喝酒，打牌，按摩，光顾日夜不休的按摩店和会所，说出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而我也常常跟石头混迹在久歌ktv大广场附近，光顾夜间的宵夜摊口。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石头拧着钥匙给摩托车熄了火。 我上前去想捡起那些从他摩托车上陆陆续续掉出来的卡片：一些穿着比基尼的女人身体上印着红红绿绿的数字。 我烧着脸在后视镜里与石头对视，说：“我只是老是碰巧遇到你。” 石头把手放进外套的口袋里。 “你的东西......好像掉了。”我转头看他来时的路，一条由零碎纸片指引的白色小路。 “我去。”他从衣服口袋里面拿出一沓余货，久歌ktv门口的灯光把上面的女人照的清清楚楚，我简直快要背下上面的服务热线。 石头低头把卡片塞到口袋里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说：“我饿了，来吃宵夜。” 石头拉我到侧门，把口袋里的卡片一分为二塞了一半给我，“帮我发一些，我请你吃宵夜。” “怎么发？”我像个握着滚烫山芋的饿汉，翻腾着些可疑的迫不及待。 石头四处张望着寻找发小卡片的最佳地点，“跟我来。”他很快乐似的在我面前转了个身，把手揣在口袋里径直向前走去，几步路后，他折回来走到我身边，“随便走随便洒就行。”我跟着他的脚步，
“好吧。”
“发这个赚得多吗？”我问。
“还行。”
“你认识她们吗？”
“谁？”
“卡片上的人。”
“我只是发，其他什么都不干不知道，你不要乱想。”他脚步慢下来。
“你做这个王叔知道吗？”我问。
“你觉得这种事情可耻吗？”石头反问我。
“大概，是生活所迫吧？”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你根本不懂我们的痛苦。”石头答非所问，我不懂他为什么要用“我们”。
我的心里泛起一阵怜爱。
“来吧。”这是一个幽暗的停车场，但久歌ktv的大招牌依然比月光还亮，石头眼神示意我行动，随后扬出那些白色的纸片，纷纷扬扬，像夏日的雪花，像背景名为久歌ktv的舞台，落幕时刻片片飘落的纸蜻蜓。
4
早晨刷牙的时候，我感到左手掌一阵肿胀感，我在卫生间的灯下举起手来：手掌边缘最丰满的肌肤开了一道肉色的浅口子。我拿另一只手去捏伤口，想让它合起来，它却像一颗失掉水分的水蜜桃，坚硬地留下一道裂口，毛茸茸地令人发痒。我只好不再理它。
按照父亲的意思，我把自己的行李打包好放到门口，他会帮我处理。我翻来翻去只有几个笔记本，其中一个里面记着夏红的电话号码。三年前我想不出故事来见夏红，就在笔记本上默写她的电话号码，最后背下来。
夏红没有改号码，我邀请她吃午饭。她比我先到，穿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两只耳垂挂着浅蓝色的耳饰，站在海鲜自助餐厅门口朝我招手。“一个女人。”我看着夏红，想，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对一切关于女人的词汇烂熟于心，这些词汇简单，直接，理论加上表面功夫的实践，大功告成。 我们正要进门，门口的服务员拦下我们，“两位有预约吗？”夏红向他背了一串数字。“请进。”服务员做了个往里走的手势。 “好久不见。”夏红在我对面坐下。她完全地变了，从进门第一眼的穿着，到眼前与我说话的口吻，但总是爱笑的。我却有些不自在，手掌里像握着一个失水的水蜜桃，上面的绒毛使我发痒。“怎么了。”她问我，我把左手手掌摊开在桌子上。她从桌子对面伸出手来捏我的手，“貌似没什么问题。”她把我的手掌翻过来再翻过去。“你还去过那家店吗？”夏红抬起头来看我，其实她不算漂亮，但爱笑的人总是美的。这时我想起父亲和王叔在一起讨论女人的时候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也许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像他们的父亲，我微微抬起头看她：“你猜一猜。”
“最近在读什么书。”她没有回答我。
“局外人。”我快速地检索出一个词，但其实我最近没有读书。
“讲的什么？”夏红问。
“一个被顶罪的人。”我想了一会，“下次我读给你听。”我说。“我是说，如果你在那里工作的话。”
“不啦，”夏红有些得意地看着我。“三年前你走后不久，我就再也没干活了。”
三年前石头消失后，我独自一人去了外地。
直到昨天父亲发短信告诉我他与母亲散伙，让我回家收拾行李，我才又回到小镇。
我心想，假如石头还在的话，石头现在会干什么呢？
夏红喝了一点酒，脸颊泛红。 “王军娶了我啦。我偶尔会去久歌ktv唱歌，王军喜欢我，说我唱歌好听。”
“王军？”我问，“哪个王军？”
夏红把她从美甲店到ktv到嫁给王军的生活，全都说了一遍。
“哪个王军？”我又问了一遍，最后确认她口中的王军正是那个穿黑皮鞋的王叔，石头的父亲。
“他的孩子不争气，糟蹋完小女孩畏罪自杀了”，夏红说，“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石头自杀了，但我不相信石头会做那样的事。
“那可能不是真的。”我说。
石头死了，就算他死了，也是有罪的，因为他不是这个世界期盼的男人。这个我知道，我在三年前的圣诞那晚就知道，在他选择消失的前几天就知道。
“为什么？”夏红问我。
“因为王军曾逼他的孩子一起娼妓。”
夏红有些尴尬，又不解地看着我。最后她说：“男人都会这样的。”
“可是他的孩子不喜欢女人。”
“你怎么知道？” 我语塞，无法回答。
最后我问：“你真的不去美甲店上班了吗？”
“不去。”夏红说，“我每晚都在久歌ktv唱歌。王军说我的声音好听，像邓丽君。”
“你就给他唱吗？”
“我给所有人唱，他们要坐在底下点酒水，消费，给我喝彩。”
“很棒。”我说，除此之外想不出任何回答。
三年前的圣诞那晚，我和石头靠在马路边上的绿色栏杆上。
“我很羡慕你。”他说。
我不知道他羡慕什么。
“没有责任。”他说。
“什么责任？”我问。
石头没有回答我。
“石头，你应该像父亲们一样成熟。”我鼓励他。
“成为......一个男人的责任。”石头站直后转过身去。“我爸常常给卡片上的女孩打电话。”
“王叔吗？”
“他有时候甚至逼我跟他干一样的事。”
“你是指.....”
“因为他觉得我太娘炮了，不像他。”
“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证明自己。”我安慰他。
“可是。”石头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读过一些书，有些明白他的欲言又止，诧异之余伸出双臂去拥抱他。
“或许你可以试着克服。”我鼓励他。
“你根本不懂我们的痛苦。”石头推开我，消失在黑夜里。
我们那个小镇一直发生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孩子们要不长不大，要不就过早衰老了似得。我听说一个智障青年在母亲去世后，几次被他的父亲带到火车站。前几次这个智障青年都像狗一样找到了回家的路，但最后一次却没有。他为什么被抛弃呢？我十分困惑，因为他是一个青年，却没有完善的智力吗？就像我没有出生的妹妹们一样，是孩子，却是女孩吗？就像石头，是个男人，却不愿像他父亲一样占有这个世界的女人吗？
我坐上绿皮火车，就要走了。我的左手掌又肿胀起来，我抚摸它，它依旧像个失水的桃子，带着些发痒的绒毛。我觉得夏红再也不需要我的故事了，便决定尝试涉猎些用其他语言写的故事。坐在旁边的一个皮肤黝黑的少年，我感受到他的目光，看着我，又或者是我手里的小说。他双眼像喝醉一般，像圣诞节那天石头的眼睛，他说：“你根本不懂我们的痛苦。”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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