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后，逃到香港的艺人们，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比如粤剧泰斗马师曾，在香港沦陷后第三天，带上全家老少，逃到澳门，再逃到尚未沦陷的湛江。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在东江游击队的协助下，扮成盲人，混在难民队伍当中，乘船经长洲岛到达澳门，然后经台山、梧州逃到了桂林。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纪录片之父”的黎民伟，携眷经澳门逃入内地，奔走于湛江、桂林、柳州、八步一带，以戏剧宣传抗日救亡。逃回抗日后方的电影界人士，还有关文清、吴楚帆、张瑛、黄曼梨、白燕、梅绮、大口何等一批编导和演员。粤剧界的“万能老倌”薛觉先在1942年也逃出香港，登报声明：前受日寇束缚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将全力为国家服务。
然而，也有一些艺人，选择回流广州。广东音乐界有“四大天王”之称的高胡名家吕文成、梵婀玲（小提琴）高手尹自重、琵琶奇俊何大傻、洞箫妙才何浪萍，便联袂回到广州，成立中华音乐团，在大东亚百货公司（原先施公司）的酒菜部，举办音乐茶座，演奏“精神音乐”。何谓“精神音乐”？广东音乐作曲家卢庆文在《东方天籁》一书中说：“当时，由’四大天王‘吕文成打木琴，尹自重拉小提琴，何大傻弹吉他，何浪萍吹萨克管，后加上程岳威打爵士鼓，演奏节奏轻松愉快的乐曲，使人”爽神“而得名。”在死气沉沉的沦陷区中，这种“爽神”的音乐，带动起一股“音乐茶座”的热潮，泰康路的安华公司、西濠口的广州戏院、太平南的新华酒店、下九甫的广州酒家以及金华酒家、陆羽茶庄等，纷纷效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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