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的政治生涯【上】

        培根的政治生涯【上】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约克府，这里是他父亲尼古拉斯·培根勋爵的住所。

在伊丽莎白执政的最初二十年，尼古拉斯·培根一直负责掌管王印。

麦考莱这样说道:“父亲的声威被儿子的名望遮盖了。不过尼古拉斯勋爵绝非一般人。”

这其实也是可以推测出的,天才是一个顶点，它由一个家族的才智逐渐堆砌而成，而天才的后代又逐渐归于平庸。

培根的母亲是安妮·库克夫人,她的姐夫是威廉·塞西尔勋爵，即伯利伯爵，此人是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在英格兰地区极有权势。她父亲曾是英王爱德华六世的主要家庭教师，她本人是一名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但并不热衷于用希腊文与大主教们书信往来，她亲自教育儿子，并为之呕心沥血。

然而真正造就培根一番伟大成就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这个近代最强大国家最辉煌的年代。

美洲的发现使当时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也使大西洋沿岸的几个国家-——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地位此前一直为意大利所拥有。

那个时候，半个欧洲还只能以她为进出东方的港口。

随着这一变化，“文艺复兴”也从佛罗伦萨、罗马、米兰和威尼斯转至马德里、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

1588年，西班牙海军遭受毁灭性打击，英国商业逐渐遍布每一片海城，城镇在家庭手工业的带动下欣欣向荣，水手们环游地球，船长们征服美洲。

文学在斯宾塞的诗歌和西德尼的散文中开花结果，戏剧舞台上则涌现出莎士比亚、马洛、本.琼森及其他上百位朝气蓬勃的剧作家。

在这样一个年代,这样一个国家,任何人只要是块金子，就不可能不发光。

培根十二岁时被送进剑桥三一学院。他在那儿待了三年，离开时对学院的课程和教学方式厌恶至极，对亚里士多德的教条更是反感，决心将哲学引上一条更具成效的道路，即使它从学术辩论转向对人类福祉的启迪和增进。

尽管只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却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

仔细斟酌利弊得失之后，他接受了这项使命。

在《自然的解释》的序言中，他写到了这次从哲学转向政治的重大决策。这是一段不可不读的独白:

因为我确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并且认为照料公众福利的举动属于公共权力范围，对所有人公开，就像水和空气一样。

于是我扪心自问:什么最有益于人类?怎样的工作性质最符合我的天性?当我四下搜寻时才发现，任何工作都比不上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显著……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在某一项特殊的发明创造上，不管它多么有用-——而是在自然界点亮一盏明灯，起初它会照亮人类现有发现的边界，当升得更高时，它便会将黑暗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在我看来，这样的发明者才称得上是宇宙中人类王国的开拓者、人类自由的捍卫者和禁锢人类发展种种必然性的终结者。

此外,我发觉自己的天性尤其适合对真理进行深思熟虑。

因为我的头脑足够机敏，能够一下子发现那最重要的因素-——-我指的是对共性的辨认-——-而同时又能够足够稳重，专注地观察那些细微的差别。

我拥有钻研的热情,能够不匆忙下结论，乐于沉思，谨慎抉择，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整理思绪一丝不苟。

我既不沉迷于猎奇，也不盲目崇敬古迹。

欺骗更是为我所不齿。

综合以上几点原因，我认为我的天资和性格与真理确有些亲近和关联。

但是，我的出身、抚养和教育通通将我引向政治，而不是哲学:事实上，我从小就浸染在政治中。

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时常因头脑中不同的观点而摇摆不定。

我还感到，为国家担负义务是我最特殊的使命，这是生活中其他职责所不能比拟的。

最后，我心怀一线希望，如果我能够在政府中担任一定的官职，那么我就可能获得稳固的帮助和支持，以助我一臂之力，完成我命中注定的使命。

出于以上动机。我投身于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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