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三代，第1代是先秦时期的孔孟，第2代是宋明时期的朱熹以及阳明，第3代是中国近代的牟宗三。同时在中国近代，掀起了一番反儒家的浪潮，由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以及反中国儒家文化的事件接连发生，由于出国留学的原因，有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支持全盘西化，而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儒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儒家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打击？又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在阳明先生的四句教中，提到了心也就是本体，还有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意之所及所在，就是物也就是事，而正事就是心。同时这也就是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心就是本体的体，意和物就是用，当我们用之后就要复归本体，这也就是回到本心。这是宋明时期的阳明先生提出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和西方哲学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提出了现象学其中胡塞尔有一个口号就是“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通过阳明先生的观点，会发现胡塞尔这句话其实是缺一颗心一个本体的，所以胡塞尔之后又说了一句话：“意识总是我的意识”，这里的我，就是人的本心，也就是意识主体，外推变成意识，然后变成物。这与阳明先生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事实上，胡塞尔所提出的这句话所讲的是西方哲学所注重的数学，自然科学也就是技术，因为在那时西方科技已经十分发达，所有人都沉浸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浪潮当中，享受科学给他们带来的无尽的便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胡塞尔看出了科学发展的问题，他认为欧洲的科学已经陷入了一场危机当中，科技的发达已经偏离了它本有的应然主体。于是他去追问了意识，追问了意识主体。但同样意识也与阳明所提出的意义有不同之处。意识主体对于胡塞尔来说是权能，是有主观能动性，同样权能一定会外推，在外推的过程当中就会把事物直观的反射到人身上。胡塞尔就是想通过权能直观来告诉那个事情西方的科学，他们所倡导的理客中也就是理性，客观中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对于胡塞尔来说，它的目的是让人恢复主体性。只是，西方的哲学终究是与阳明先生所说的不一样，他所提到的主体性是人思辨理性的主体性，他没有给道德立主体性，所以，胡塞尔所提出的观点，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他仅仅注重于人的理性思辨，却忽视了人本有的道德。
但是，其实在胡塞尔之前的康德，就已经解决了，胡塞尔现在的问题。
康德说：“思辨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行为立法”，而这也就是他常说的“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可是，此时就会有问题，康德如果仅仅提出了这两句话，那么它就是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二分，成了二元对立。所以康德又提出了判断力批判，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也就是西方哲学现在一直在延续的真善美。
康德的这个观点就是将道德主体和理性思辨结合，发展了自然科学。而这也就让中国近代陈独秀等读书人支持全盘西化，因为中国近代所缺少的就是自然科学，就是科技的发展，正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所以那时的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受人欺负的弱国。但是全盘西化就意味着要推翻中国的儒家文化，接受西方的真善美，这也就是儒家在近代受到重大打击的原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
中国近代的牟宗三曾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同时牟宗三通过佛家的观点，进一步辨析和了解康德的真善美理论。这也就是佛教的一心开二门。
佛教所说的一心开二门，指的是真如门和生灭门。对于佛教来说，他们面对自然科学客观知识的见闻之知是一种极其消极的态度，他们将见闻之知转为识，最后转为智，化掉识，不然对于佛教来说就成了执。而他们的的道德层面也就是德性之知讲究空。对于康德哲学来说，康德哲学的二门是德性门和思辨门，也就是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最后牟宗三又将儒家的见门之知和德性之知对应成见闻门与德性门，而在两门的中间是一个心，也就是阳明所说的无善无恶的本体。而儒家在德性之知也就是道德层面发展的非常好，经历过两代儒家的熏陶，到了近代已经成了顶尖的水平，只是儒家所欠缺的是见闻之知，儒家对于自然科学客观发展并没有那么重视。所以牟宗三就想结合，西方康德的哲学发展见闻门，见闻之知。这也就是牟宗三在中国近代的一个西方与中国儒家文化结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想要解决中国儒家近代所遭遇的问题，就需要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同时发展并且相结合，也就是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西方哲学相结合。中国儒家经历了三代传承之后的可以立已达人，也可以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
而在我们今天，又和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有何关系呢？我们所提到的德智体美劳中，德是德性门，智是见闻门。我们去发展自己自我修炼德性门，得到自我超拔，同时结合我们，像数学家一样去探索数学，科学家一样去追问自然的见闻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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