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农民,一辈子靠力气吃饭,在他身上清晰地刻着农村生活的烙印:额头嵌着深深的皱纹,双手粗糙又长满老茧,走起路来双脚高抬却健步如飞。但能一眼把父亲同城里人区分出来的却是农民父亲独有的肤色——黝黑的脸膛、黝黑的脖子、黝黑的胳膊。这黑色无言地向人昭示:父亲是一名饱经风霜的农民。
父亲的黑不是与生俱来的,家里保存着许多父亲年轻时参军的照片,那时的他很帅,很精神,肤色白皙,眼睛炯炯有神。退伍后,父亲回到家乡务农,便一辈子扎根在了农村,也接受了土地赐予他的黑色。
许多父亲劳动时的画面总在眼前跳跃,挥之不去。
夏天,骄阳似火,父亲弓着腰在地里收割麦子。左手扶着麦秆,右手握着麦镰,镰刀挥舞四五下,然后轻轻一搂,麦秆便整齐倒地。这样的动作一遍遍重复,直到一块地的麦子割完。随后,父亲把麦秆捆成捆,装上架子车,拉回家,在院子里堆成高高的麦垛。等所有的麦子收割完毕,就喊上七八个邻居,用脱粒机给麦子脱粒,我们称为“打麦”。“打麦”是收麦季节中的一件大事,要联系机器,要拉专用电线,要找帮忙的亲邻,还要准备招待的酒饭。“打麦”的场面是忙碌的,不过“打麦”之后,农忙的紧张气氛便会渐渐变缓。
收了麦子,接着种玉米,种黄豆,随后给玉米锄草,施肥,然后收玉米,再种麦子……从下种到收获,从收获到下种,每一道工序,父亲莫不是在烈日的炙烤下完成。他防晒的工具只是一顶破旧的草帽。现在想来,太阳肆无忌惮地晒在父亲的脸上、身上,那顶小小的草帽能起多大作用呢?也许那草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或者说有了它,父亲劳动时不会感到寂寞。
夏收和秋收间隙,父亲还要去城里的建筑工地干活。父亲没有特别的手艺,只能做小工,搬砖、拉沙、拌水泥……活路重而工钱少。父亲还到附近的砖窑干过活,生砖坯运到土窑后,父亲负责封窑门,出砖时,再拆窑门。不停地装生坯,不停地出熟砖,窑门就在父亲手里再封,再拆。不管是什么工种,父亲都是在靠力气吃饭,都免不了风吹和日晒。
父亲从外面劳动回来,敞开衫子擦汗的时候,身上便出现了两条泾渭分明的黑白分界线。一条在脖子下面,一条在肘弯处。衣领以上的脖子和脸膛是黝黑色,短袖袖口以下的胳膊和双手是黝黑色,其余皮肤则显得白皙。而且,黝黑的皮肤还明显粗糙。
小时候,年幼无知的我常常伸出自己的小胳膊,搭在父亲手臂上,问父亲:你的胳膊怎么这么黑呀?父亲总是亲昵地抓住我的小手,哈哈哈一阵大笑。现在想想,这笑声中含着父亲多少无奈和辛酸呀!
后来,我和哥哥相继工作,父亲不用像以前那样辛苦地出门打工了。加之国家修路,私人建厂,村里的许多土地被征用,可供父母耕种的田地也越来越少。但父亲的脸膛和脖子依然黝黑,光着膀子的时候,胳膊上仍有那条泾渭分明的黑白分界线。
我想,父亲在农村生活了六十多年,在阳光下劳动了六十多年,生活馈赠给他的肤色恐怕永远也褪不去了。因为那是农民的颜色,也是土地的颜色。
当我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抱怨生活的时候,当我拥有一份安逸的工作仍拈轻怕重的时候,我便会想起父亲那黝黑的脸膛、黝黑的脖子、黝黑的双手。父亲那黝黑的劳动印记让我敬重,让我羞愧,也让我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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