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1

我家老屋塌了。

我家老屋坍塌的那天，我正好从县城驱车回九里老家，解决精准扶贫户老屋拆除遇到的纠纷。当天白天接到村支书吴小平的电话，说村里有个别钉子户住了精准扶贫的房子，却不准拆老屋，闹得鸡飞狗跳。

当晚，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分给我的那栋新屋里。我爹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说谁都不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嗯”了一声，心里却想，拆老屋是上面的政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生在这个位置就得干好这个位置的工作，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沉默了片刻，我问我爹，建精准扶贫房时说得好好的，老屋必须拆除，为什么现在又不准拆了呢？

我爹说，自己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谁舍得拆?我爹还说，留住老屋就是留住了根，留住了乡愁。

老屋是在后半夜塌的。

那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大雨如注。瓢泼般的大雨一下就是几个小时，好像天地间挂着一条大河，那河水哗哗地一直流，一直流。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一个炸雷震耳欲聋，渐渐发威的雨声中，传来山崩地裂的房子垮塌时的剧响。风声雨声雷声，声声入耳，一起发作，把我从酣梦中惊醒。迷迷糊糊中，椽子的断裂和土瓦的倾泻组合成的声响把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发地震，裤衩子都顾不得穿，赶紧溜下床，拿了电筒扯了电灯，却又不见地动山摇。难不成老屋背后的老岩崩了？开了大门，站在干檐上朝斜对面老屋那边望去，昔日耸立在眼前的老屋不见了踪影，灰黑的轮廓也消失了，像被狂风暴雨吞噬了一般。就着闪电的光亮，我才看见了一堆瓦砾和几堵断墙。

我爹披了衣服，慌慌张张地从卧室里跑出来，站在我旁边，揉了一下惺忪的睡眼，茫然地看着雨夜，问：“咋了？”

我看了我爹一眼，说：“这雨太大了，老屋塌了。”

我爹很恼火，一边往回走，一边气愤愤地说：“真是活见鬼，那么多房子不塌，偏偏要塌我的房子，这是老天爷要跟我过不去。”

第二天一大早，天却晴了，红火大太阳。天瓦蓝瓦蓝的，很干净，空气里没有一点杂质，山林里就像用清水洗过一般清新。

一家人吃着早饭，心里都有些不舒服，谁也不说话。我想想，放下碗，擦擦嘴，停止咀嚼，给村主任吴小平打电话。电话通了，我开门见山地说：“主任啊，老屋塌了。”

吴小平忙问：“谁家老屋塌了？”

我说：“我家老屋塌了。”

吴小平好像吃了一惊，停了一会儿，问：“没压着人吧？”

我说：“没有。”

“没压人就好，我知道了。”电话那头传来稀稀拉拉的喝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又断断续续地说，“塌了好，看你爹还有什么话说。省得我三天两头找你，也免了我再去做工作，省心。”

2

我被派到李坡村搞精准扶贫还不到一月。

虽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李坡人，但六七岁开始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村里的时间很少，对村里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回村里的第一天，村主任陪我一起走门串户，搞调查熟悉情况。走到我家老屋场时，就看见了那栋老屋耸在那里，屋顶是乌黑的土瓦，瓦沟里长着茂盛的瓦松，土胚墙上的白石灰已变成了土黄色，有的还大块大块地脱落了，低矮的木格窗户歪歪扭扭，只是用红染料写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刻警惕，准备打仗”等标语还清晰可见，整幢房屋破败不堪，让人一看就有点历史的沧桑感。那时候是春天，房前屋后、沟边坡上草长莺飞，到处都是盛开的杏花，一簇簇白如雪花，好看极了。而这幢老屋就像站在树下极力向远处张望的老人，躬腰驼背，满脸沟壑，呈现出不堪重负，稍经风吹雨打就会倒下的样子，与这春意盎然的景色格格不入。

我感到有些难为情。

要说，我爹绝对是一个公平的父亲。我们弟兄两个，我爹准备了六张方桌，两栋房子。一栋老屋，一栋新屋。老屋是土房，新房也是土房，都是单家独院。新屋在老屋的斜对面，相距几十步远，一支烟能跑好几个来回。

新屋虽然是土墙，装修得比好多楼房还洋气。那是我爹一背土一背土、一杵墙一杵墙垒起来的，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肩膀磨破了千层皮万层皮。明五暗七的房子粉墙黛瓦，在几棵大树的缝隙里露出檐角。房前屋后，一排排杏树、桃树、梨树、樱桃树。一到春天，紫的、红的、粉的、白的……各种颜色的花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争先恐后竞相开放，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好不热闹。门前，一垱一垱的梯田，麦行中间套烟叶，收了油菜种玉米，割了麦子培烟行，一茬接一茬的青绿，一茬接一茬的金黄。一条小河从门前淙淙流过。

村主任一双眼睛鼓得像青蛙，好像再一使劲眼珠子就会从眼窝子里掉出来似的。他盯着老屋看了好半天，又看了我两眼，说：“李主任，你家这破房子耸在那儿也不好看吧？拆了吧，别给我出难题了。”

我说：“精准扶贫是国家的政策，该拆就拆吧。”

村主任一脸的无奈，干咳了两声，摇摇头，说：“嘴是两块皮，说话不费力。你说得简单，可大姑父就是不拆啊。他还说谁敢拆他的房子，他就一头撞在墙上。没办法，我和一个镇干部强行扒了一个墙角的瓦，算是开工了，剩下的工作都全靠你了。唉，于公于私，都不好说话啊。”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果然看到一个墙角没瓦了。

“那为啥？”我问。

他说：“老年人，都是一根筋。他还说那是文物，是祖屋，留着有念想。”

虽然我弟在襄阳招了女婿，但他的户口还在保康。早分了家，父母跟他住老屋，我住新屋。按照精准扶贫相关规定，他没车也没买房，就给他分了一套房子。统一搬迁好久了，可我爹很少在里面住，还死活不想拆老屋，这叫我怎么下得了台。

当晚我没回县城，没住村委会，也没回自己的那套房子。我住在精准扶贫房子里，陪陪父母，顺便帮忙做一下他们的工作。

我爹属马，今年虚数六十五。岁月的痕迹在他的身上随处可见，一张老脸更是饱经风霜，布满皱纹，像老屋墙上裂开的一条条缝。虽然年龄大了，但每年还种六七亩烟叶，两三亩包谷，养两头肥猪。

刚吃过晚饭，村主任吴小平来了。我递给他一支黄鹤楼，他推了又推，就是不接，还说这烟不过瘾，烧嘴。我知道他喜欢吸旱烟，烟瘾还挺大。果然，他一屁股往椅子上一坐，不慌不忙地从烟荷包里捏出一撮烟丝，平放在一张二指宽一拃长的报纸上，卷成棒状，在接头处用舌头舔舔，卷紧，点燃，猛吸了一阵，清清嗓子，看看我，又看看我爹，说：“大姑父啊，国家搞精准扶贫，村子里想发展乡村游，和平娃子还是国家干部，精准扶贫又在我们村驻队，你那老屋不拆，好像说不过去吧。”

没想到我爹顿时来了精神，拖过一把椅子，一屁股坐在村主任面前，肩膀一耸，两手一摊，说：“你是村主任，我倒要和你说道说道，这老屋是破了一点，可那也说不上危房，何况，那是解放军住过的屋。当年解放九路寨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那间屋子里。村里搞乡村旅游，发展经济，我都赞成，可把老屋都拆了，人家游客来了吃什么，看什么？还旅游什么呀。楼房他们没看过？我们村又没有什么旅游资源，叫他们来看山？保康这么多山，看得过来吗？”

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我爹，竟然能说会道了。我家老屋住过解放军，这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问：“爹，我咋不知道呢，以前没听说过啊？”

我爹瞪我一眼，说：“你才多大，能知道这事就不正常了。”

我是县政府分管旅游业的干部，出于职业敏感性，对我爹说的话有一点认同，说：“这事你说得有道理，向村里反映，革命遗址弥足珍贵啊。”

“怎么没反映？我说过多次了。”我爹端起水杯，吸溜吸溜喝了一口，接着说，“他们说，那老屋里又没出国家元老部级干部，打九路寨的小干部，没多大影响力，而且没有可考证据。一河之隔，白竹出了个吴德峰，他的旧居就能保存下来，搞红色旅游，政府还出钱修缮了，如今有很多人去参观，我们村为什么不能搞？九路寨孙秀章一个土匪头子而已，他的房子能保存下来，我们老屋怎么就不能修一修，保留下来呢？好歹也是革命遗址吧？”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在想如何敷衍我爹，也在猜想村里不愿出钱修缮而要他拆除的理由。这时，隔壁大兵叔反剪着手，踱着步子过来了，说：“兄弟，你就别说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小九九，这些年太了解你不过了。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是稀的是干的，我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

我爹站起来，几步就窜到了大兵叔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晓得个球啊。你爷是保长。保长的后，哪有一个好东西?闭上你那没长牙的臭嘴。”

大兵叔也不气恼，用一种调侃的口味说：“不是我爷爷这个保长开明，你还住不上那几间屋呢。”

大兵叔比我爹小几岁，但从生下来两人就在同一座老院子里，一起上房揭瓦，一起下地学干活。到他懂事的时候，他听爷爷曾念叨说我家的屋子原来是他家的，是他爷爷主动分给家里的长工我太爷的。一次两人吵架了，大兵赶我爹走，说凭啥住他家的屋。我爹告诉我爷爷了，我爷爷反映给生产队，生产队就将大兵的老爹弄去批斗，说他想找贫下中农翻案。此后，我爹就跟大兵叔结下梁子，互不搭理了，直到长大，我爹参军走了，大兵留在生产队里。我爹听大兵这样说，又想起当年赶他走的事，说你个坏分子，又想翻案啦。

大兵叔咧嘴一笑说：“时代变了，一切讲事实了，你敢说那老屋子不是我家的？”

我爹一时语塞，涨红着脸说，政府做主分了，就是我家的，谅你也拿不出那老屋子是你家的证据来。

大兵叔说：“算啦，今儿个不跟你争这些。政府给我们扶贫，拆老屋子换新屋子，我们都拆了，你怎么就横着硬是不拆呢？你看这新屋，窗明几净，洗澡间现成的，水电设施配套齐全，哪样不比你那几间灰头土脸的老屋强?”

我爹说：“我就是不拆，你能把我咋地?那是闹过革命的屋子，留着就是为了纪念革命。再说了，我家那一亩二分地离精准扶贫房子那么远，我的田不种了，挖锄背篓放哪儿，粮食放哪儿？房子拆了，我在哪儿烤烟，不发展生产了，你们想过没有？精准扶贫本是一本好经，却被你们一群歪嘴子和尚念成这样，搞得怨声载道。不能越搬越穷吧。唵？”

我知道，我爹这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不能拿规划城市的标准来规划农村。为这事，我还专门请示过上级，问可不可以能不拆就不拆，能少拆一间就少拆一间，可上级领导说，这是行政任务，没得商量。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村已经大动干戈地拆过两次房子了，第一次拆房还是我亲自带队。那天，我三七开的分头梳理得溜光水滑一丝不苟，穿着西服扎着领带，皮鞋油光蹭亮，一马当先，在前面开路。小轿车往一家待拆的老屋旁边一停，便有一个老年妇女一颠一颠地从屋里跑出来，堵在路上。我喊一声王婶儿，过去拉她。她却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一把鼻子一把泪地说：“领导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啊，别把我的房子拆了啊。”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拉到路边，问她家里现在有哪些人，日子过得咋样，看她情绪稍稍稳定了一些，便偷偷地对跟在后面的挖机师傅挤了个眼，头一摆，手一挥，挖机加一把油，冒一股烟，发疯似的哐啷哐啷地向那几间老屋冲去。一阵狂推猛掀，一个多小时，轰轰隆隆，老屋便土崩瓦解，应声倒下，化为乌有，夷为平地。

老妇人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我走出老远，都快上车了，还听见她边哭边骂我是鹰子鼻鹞子眼，整起人来无深浅。

我沉思良久，心想，群众的工作真是不好做啊。对我爹说我，我们要相信国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精准扶贫是大工程，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小问题，政府肯定会帮忙解决的。

大兵说：“就是嘛！”

我爹又骂大兵是土匪，是国民党。

大兵恼了，说，你搞清楚点，我的爷爷是开明绅士，支援革命出过大力，政府已经平反了，你再诬蔑，再横不讲理，我跟你没完。

眼见两位老人说的话已冒出了火药味儿，我忙从中拦住了。从两位老人的争吵中，我知晓了一点老屋子的往事，依稀感觉到那老屋子的历史价值。县委县政府正在全县普查、修缮革命遗址，收集、整理革命事迹，建立完整的革命档案。于是我回县里向县委及档案局长张静作了汇报。县委和张局长对此很感兴趣，叫我在做好扶贫工作的同时，尽快了解历史的真相，如果属实，可申请拨付资金对老屋子进行翻修，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纳入全县红色旅游景点，供后人参观。

3

我将县委和张局长的话带给吴小平时，吴小平正忙得焦头乱额：自家的烟田里打顶抹芽刻不容缓，防病治虫迫在眉睫；新冠病毒的防控绝不能放松；县烟草公司要开烟叶烘烤培训会；县政府又要求各村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发展特色经济，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我见到吴小平时，他正带着县林业局的专家在退耕还林的田间考察，商谈引进核桃树新品种，扩大种植面积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扶贫工作队进村后主抓的一个项目，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

原以为吴小平听到这话会兴奋一阵子，没想到他显得有点不冷不热，把汗衫往上一卷，露出白花花的肚皮和肚脐眼，揭下头上的草帽扇着风儿说，这事好是好，可现在搞精准扶贫，修路筹不到款，绿化弄不到钱，哪有钱搞这啊，上面还三令五申要拆老屋。我说，钱的事你不用管，关键是老屋子不拆为好。吴小平说，你不拆，影响村里的整体扶贫进度，国家给了钱就是要人民告别破屋子住上新房子，那几间老屋耸在那里老让我出丑，镇领导来一次批我一次。我也是有脸的人啦。

我也十分理解村主任这一级干部的难处，上面一个政策下来都是要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各个村子都比着干，唯恐落后了。何况国家拨付专款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这是扶贫的重要举措，是政治任务。我们村因为我们家老屋没拆，成为全镇拖后腿的典型。镇领导给吴小平下了死命令，年内要将这事处理好，否则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他履职不力的责任，这让吴小平如有一根鱼刺卡在喉管里难受，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

我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尽快调查，了解这间老屋子的革命历史，如果真如我爹说的那样，我写个报告上去，要求保留革命遗址，不仅免除了拆屋之难，而且顺了我爹的心愿，一举两得。

吴书记把草帽往头上一扣，说：“那样最好。不过，村里还有好多事都要靠扶贫工作队费心呢，你抽得开身吗？”

我说，放心，我会见缝插针的，保证两不误。

吴小平说：“那好，精准扶贫不是都要一对一地帮扶吗，大姑父就由你包了，咋样？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行啊。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参加工作兄弟成家以后，也跟我爹说过几次，让他把老屋拆了，反正住不了这些房子。可他好歹不同意，说他父亲临终时交代过，这房子是共产党分给他们的，让他们的祖上由上无片瓦、寄人篱下的佃户从此有了自己的屋子，这是共产党的恩情，留着是为了纪念党恩。他对老屋子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愫，住在里面觉得踏实，还有种自豪感。他时常投入一点资金换换腐朽的椽子，补补裂开的墙。

在下乡的日子里，我白天走访群众，顺便打听一些关于关于孙秀章和解放九路寨的事情，晚上汇总整理，写成资料。一天晚上吃完饭时，我问我爹：“听说几年前有个参加过九路寨战役的老解放来过，说是要看看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你知道吗？”

我爹说：“怎么不知道？那是邻县的一个老人，说是当年就住在咱们村，可他说是保长救过他的命，大兵还领着他去老坟上烧纸磕头了。我当时就纳闷了，怎么能给保长烧香磕头？还是解放军战士呢。”

我笑笑说：“爹啊，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大兵叔他爷爷曾是保长，但他思想开明，不欺压穷苦百姓，不抽丁拉夫，没有命案，没有恶迹，而且同情解放军，支援革命。不仅腾出房子让解放军住，而且变卖家产去购买枪支、布匹、粮食给解放军，为革命出过力、做过贡献。”

“不可能吧？你唬我！”我爹将信将疑。

我说：“我怎敢骗你哟？有些情况县里的志书上有记载，不过有些细节我还得去考证。明天我就去找那个老解放军叙谈叙谈。”

4

老解放军叫张光明，是兴山县榛子树岭张家冲人。虽然张家冲离我们村只有二三十公里，但路面不好，坑坑洼洼的，我怕弄坏了我的车底盘，就骑摩托车。边走边问，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家。

参加解放军那年他十五岁，只有乳名叫狗剩子，大名是团长给他取的。当时他是某独立团特务连的一名战士，随部队打黑洼，战官帽山，过九路寨，转战到九里。上级安排他在九里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就住在九里保长李元庆家里，一住就是一年有余，直到第二年秋天，部队有了新的任务，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九里，离开李坡，离开了那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大宅子和慈善开明的保长。

很遗憾，张光明老人已经在前年夏天离开了人世，这些都是张光明老人的儿子告诉我的。我没能目睹老人的相貌，亲耳聆听他的讲述。但他留下了一本回忆录，是他健在的时候亲手写下的。他儿子怕我不信，反复强调可以将回忆录拿去由专家鉴定真伪。看着眼前用装订好的材料纸写成的厚厚的一匝回忆录，我仿佛看见张光明老人就坐在我的身旁为我讲述着那段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的峥嵘岁月。我激动地对他儿子说，这可是珍贵的历史资料，难得，难得啊！

临走的时候，我想借那本回忆录回去复印一下，老人的儿子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说，我晓得现在政府都在整理革命文物，我爹回忆录里记的事多半与你们县有关，你就拿回去吧，留在你们手里我放心，我想我爹知道了也不会反对的。我少不了一番感谢，抱着那本回忆录如获至宝般喜滋滋地回到了九里，回到了李坡村。

我把张光明老人的回忆录认真仔细地读了一遍，又查看了一些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发生在九里的一些革命事件。

张光明在九里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两年后，还很巧合地参加了解放九路寨的战役。由于张光明熟悉九里和九路寨一带的地形，当晚带着一队人马，在黑岩头架起一门大炮。黎明时分，随着轰的一声炮响，孙秀章的炮楼被掀上了天。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九路寨大峡谷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潜伏在霸王河二面树丛中的解放军战士一跃而起，天降神兵一般，个个生龙活虎，呐喊着，咆哮着，犹如猛虎下山，潮水一样从钻天洞、大寨匾两个方向向九路寨发起进攻。守在寨上的土匪流寇如梦方醒，定眼一看，漫山遍野都是解放军，密密压压，蚂蚁一样。他们哪里见过这般阵势，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胡乱放了一通擂石滚木。擂石滚木飞蝗般从悬崖峭壁间向解放军战士砸去，却怎么也阻挡解放军冲锋的步伐，喊杀声、枪炮声地动山摇。只得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不可一世的孙秀章见大势已去，仓皇鼠逃。不到一个小时，五星红旗便在九路寨的大小山头迎风飘扬。这次战斗的胜利，张光明功不可没。

那些日子，我的思绪总是飘荡在几十多年前战火横飞的岁月，眼前刀光剑影旌旗舞动，耳边鼓角阵阵喊声震天。我为解放军战士不怕流血牺牲，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所折服，为九里人民不惧豺狼虎豹，支援前线、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我初步确定我家老屋就是解放九路寨的指挥部，而且我还解开了张光明老人为何在有生之年前来拜祭保长的缘由。原来，李元庆对他有救命之恩。

那年夏天，张光明所部经过九路寨时 ，首长见孙秀章是一条好汉，就发展他为共产党员，留下枪支弹药，安排他在九路寨发展地方武装。不曾想，解放军走后，孙秀章仗着有枪有炮，胡作非为，烧杀掠夺，强抢民女，欺压百姓。当时留在九里的，只有几个重伤员和张光明。张光明对孙秀章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骂过他几句。孙秀章知道后，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队人马扛着枪支弹药直奔九里而来，扬言要灭了张光明，踏平李家老屋。杨安庆听到风声，在孙秀章摸进村子之前，就让家人把解放军隐藏在了后山上，吩咐家人做饭，然后由家里以前的长工、我的太爷送上山。他送了饭回来，在村外就被孙秀章截住了。孙秀章和九里保长李元庆交情不错，他知道我太爷是保长家的长工。他让士兵把我太爷捆结实了，扔在村头的土场上，说太阳落山了就开刀问斩。李元庆将孙秀章请到家里，好酒好菜地款待，说，他就是是我家扛活的，一个外乡逃难来的，哪能是共匪呢？

孙秀章打着酒嗝，戳着牙花说，谁敢骂我，我就杀谁。不交出那几个当兵的，我就要杀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

保长李元庆说，那是，可在九里一带，我们杨家是名门望族，礼义之家，文明之士，怎能让共匪的血污染了名声？说着他塞了两根金条到孙秀章的衣袋里，孙秀章半推半就，说既然是家里扛活的，那就让他在家老老实实地待着，别到处乱跑了，枪子可不长眼啊。然后他命人将已被火太阳炙烤得奄奄一息的我太爷拖了进来，交给了保长李元庆。

在回忆材料中，张光明详细地记录了那次被救脱险的经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保长大人的感恩之情。

5

我将搜集到的情况整理成文，分送给了县档案局和县政府，并说服了吴小平，叫他暂时不要急着拆我家老屋，等待上级的答复。

在这种等待中，等来的却是老屋被雨水冲垮的事实。我的心里多少有一些遗憾。

吃过早饭，歇了一会儿，我和我爹去了现场。老屋垮了大半，残垣断壁，却仍像一个肢体残缺的老人高傲地挺立在那里。幸好，石头大门依旧完好无损，石门墩还在，石门槛还在，刻着二龙戏珠图案、标注日期是乾隆二十五年、题有“紫气东来”的门腔还在。我爹一脸不高兴，气冲冲地说，这可咋办？老屋塌了。

我说，还好，没垮完，百年的老屋，架子还蛮牢呢。

我妈走过来，说：“我早来了。百年老屋，我还以为藏了些金银财宝呢，跑去看呀，墙缝里有一把算盘。我就闹不懂了，啥子不好藏，藏把算盘有啥用嘛？”

我不懂地问，什么算盘？在哪？

我妈转过身去，从门前台阶上拾起一把算盘递给我说，你看看，这破算盘还藏在墙缝里，不是屋塌了，还不知要藏好多年呢。

我接过算盘细看，那是用上好的檀木做的，一尺多长，珠子圆圆的，还闪着亮光，用手一拨，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翻过反面来，框木上有用刀刻的痕迹，经辨认，那是“独立团”三个字。这使我大喜过望，断定这是独立团的东西，忙问：“这是在哪找到的，还有别的东西吗？”

我妈说：“没啦，我怕还有金子银子什么的，过细翻了一遍，啥也没有。”

我说：“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这可是解放军用过的算盘啊。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呢。”

我爹忙夺过算盘，看到那歪歪斜斜的“独立团”三个字后，也兴奋地说，我说嘛，解放军在这住了一年多，总该留下点痕迹嘛。

我妈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笑容，说：“我以为是个不值钱的东西，正要当柴烧了。村里的会计算账也不用这玩意了。哦，和这算盘放在一起的还有本书。”

书呢？我急着问。

“烧了。”我妈说，“下雨柴火湿了，那书也湿了，我撕了封皮里面有些干的，引火了。对啦，好像还有几张，我去拿来给你看。”

快去，快去。我预感到书中藏着惊喜，有点迫不及待了。

不一会儿，我妈拿来了几张纸说，幸好，没烧完呢。

我接过来一看，那是旧时常用的黄表纸，只有六张，纸上用毛笔写满了字，那字迹还十分清晰，竖排写的，开头便是公元1947年春二月借群众粮与独立团收，后面是许多人的名字和包谷多少斗、米多少升。我细致地看了几遍，激动地说，我敢肯定，这是解放军的借粮账本，宝贝啊，只是可惜，不全了。

我爹发火说，你个猪脑壳，死婆娘，你眼瞎呀。

我妈一脸的委屈，说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不识字嘛。

要你读书，你偏要放牛。你不识字问我啊，我还没死呢。我爹仍是怒气冲冲的。

这意外的收获让我惊喜不已，我当即给村主任打了个电话，回了趟县城，先是将账页和算盘拿去文物局给专家鉴定，确定那是真实的解放军遗物后，就将具体情况向档案局和县委汇报。县委和档案局局长说，九里人民节衣缩食支援解放军，我们的革命才会有今天的胜利，这账页记录了那段真实的历史，也记录了人民的一片赤子之情啊。他们叫我对账页上的名字进一步核实，然后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亲自去找省委有关领导，争取重视，以求得更多的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尽快帮助九里人民脱贫致富，回报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我回到村里，和村主任商量，想召集村里的老人们开个会，一是帮助回忆当时的情况，二是核实账页上的人员身份。村主任说，我们七零后的人知道那段历史的不多，还是得请一些老人来谈谈。

但村里年岁最大的老人只有大兵叔的父亲李立军了。当时他还是个两三岁的孩子，记得的事情也是听别人说的。如今腿脚无力，行动不便，头昏眼花，思绪紊乱。为了方便，会就在他的堂屋里开，我爹、大兵叔及另外几个老人都来了。当我把算盘和账页递到李立军老人手里的时候，他抚摩着算盘，睹物生情，顿时老泪纵横，说，这算盘我认得，还玩过呢，物在人都不在了哟。

他们走时怎么不把这些东西带走呢？我不解地问。

老人想了好一阵，摇摇头说：“他们走后，我看到这把算盘也问过我爹，我爹说来不及了，打完九路寨又急着去打刘九少，任务紧急，为了方便行军，他们决定先把这些东西寄存在这里，日后来取，谁知道竟再也没回来。再后来，我就没见过这把算盘了。”

我把账页分散给老人们看，又问了一个不解的问题，老人家，您看这名字，怎么大多没写姓呢？

老人说，写姓的大多是外姓人，没写姓的都姓李。

老人们告诉我，当时，我们村除了外来的几户人家外，其余的都是本家子，一个祖宗下来，没有乱派乱辈分。

大兵叔说，论辈分，我爹是村里目前还活着的人中辈分最高的了。

论辈分，你比我爹大一辈，咋还称兄道弟了呢？我说。

大兵叔说，我跟你爹一起长大，而且村里人大多同辈，兄弟相称，我就跟着称兄道弟，习惯了，你应该叫我爷爷，却天天叫我大兵叔。

一句话引得大伙都笑了。李立军老人说新社会这种讲究少了，你看这上面，立字辈、大字辈的多，元字辈，尽是我们李家的人啊。

有个老人回忆说：“我听父亲说起过，当时解放军的日子苦，没饭吃，就靠野菜、树皮充饥。他们为穷人打天下，每家每户都愿意借粮给红军，宁可自家屋里的人挨饿，也不会让解放军饿着肚子去打仗。我父亲借过粮食给解放军，后来我还亲眼见过解放军给我爹打的欠条。”

另一个老人说，我父亲叫李元邦，我在家里也看见过欠条，借给解放军稻谷七斗，这上面也有记载。

我在账页上清楚地看到了安邦的名字，见到他的儿子真实地坐在我的面前，就好像老人也来到了我的面前一样，我不由得对眼前这个老人投去了一份感激的目光。

李立军老人说，他爹经常唱的一首歌叫《红军谣》，至今还记得词呢。说着他就断断续续地唱了起来：“青枝叶，秋来黄，叶落林疏无处藏，咱住百姓茅草房，亲热共一堂。”在歌声中老人们都沉浸在了对往事的回忆里。他们搜肠刮肚，把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一些借粮故事一一讲出来。他们说，还有个叫赵明义的，是外来户，家里很穷，自己讨饭，把讨来的一升米也借给了解放军。我就在账页上仔细地寻找比对，果然找到了他们说的名字和借粮记录，更让我激动的是我找到了那个把讨来的米借给解放军的赵明义，账页上写着：赵明义米一升。

我爹坐在墙角里一直没说话，闷闷地抽着烟，他在账页上没看见他父母的名字，显得十分的失望和不解。

这时候，大兵叔抖了抖手里的账页，说：“谁说我家是坏分子了？有像我家老爷子一样的坏分子吗？慷慨大方、无私无欲，这上面写得清楚，李元庆，米一百升。”屋里的人都静了下来，拿眼看着大兵叔。他起身走到了我爹面前问：“按说你该叫我叔叔，可你从小就欺负我，瞧不起我，我咋就成了坏份子了呢？一块捉泥鳅、掏鸟蛋的兄弟也把我当坏分子，我闹不明白啊！”他似乎在压抑了几十年后终于找到了倾吐的理由和场所，他不在乎在场人的眼光，只为了一吐为快，声音却哽咽了。

我爹仍抽着烟，嗫嚅地说：“我儿子说了，你爷爷救过我爷爷的命呢。”

大兵叔更是激动了，说：“我们没图过回报，只求把我当个人啊！”

我爹猛地扔了烟屁股，一把抱住大兵叔说：“叔，我叫你一声叔啊！”

两个老人抱在了一起，哭声也汇合在了一起，这场面让我的眼泪也自然地滴落了下来。

经过一番调查核实，账页上登记的借粮群众共有六十五人次，除一些多次借粮的群众外，落实有名有姓的人四十一人，都是九里的群众，其中有十八人家里已没有了后代。

6

报告由张静局长寄给了省里，她在附上的一封信上说：我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有幸亲见“解放军借粮账簿”原件，每次看见它，心情总是难以平静，透过发黄纸面上的依稀字迹，仿佛又看到了九里人民支持中国革命的颗颗红心。她建议道：我觉得有必要给当年借粮的人民予以适当补偿，既还老百姓一个情，给他们以安慰，又继承和弘扬了我党我军亲民爱民取信于民的优良传统。

很快，省里领导就作了批示：“请组织有关单位调查，如属实，不仅应还粮，还应奖励。”接着，省民政厅等部门派出工作人员来村里实地调查取证，档案的真实性得到了认同，又经有关部门反复地研究、论证，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后，一个支持李坡村及周边建设的方案出笼了：对李坡村所在的镇现有的公路进行改造升级，修一条水泥公路直通李坡村；对李坡水库进行加固建设；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对李坡村发展经济项目给予贴息贷款支持，重点支持核桃、板栗、茶叶、烟叶发展；拨款新建镇光荣院；拨专款恢复重建李家老屋，将老屋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扶持农民搞农家乐、服务业。同时，考虑到农村实际情况，除了必须拆除的危房，可以不拆的尽量不拆。

我家老屋是保住了。可村里的房子已经拆的差不多了，跟我家新屋差不多的房子基本都拆了。

这样的结果令我激动了好一阵子。吴小平不无感激地说，你可是我们村的福星啊。

我说，这可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啊，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啊！

所有的项目都在紧锣密鼓地实施，我爹和大兵叔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他们根据对老宅子的印象画出了复原图，在本村找了一帮院匠师傅，“嗨哟嗨哟”地打起土墙来。我爹本来就是九里最好的师傅，年轻时曾带着一帮徒弟从九里打上简槽，打下百峰。年龄大了，拎不动杵头打不动墙了，但威信还在，打墙的技术还在。一把响子，把墙面拍得溜光水滑，四角上线，板板正正。木匠师傅也来了，两匹三条腿的木马架起一根木头，两条四只腿的板凳支起一块门板。大斧子砍小斧子帮，木屑飞蝗般落在脚边；打着卷的刨花欢快地从刨子里飞出来，铺了一地。各种声音回响在山间，仿佛一下子回到三十年前。到九路寨旅游的旅客听说九里在打土墙，觉得很稀奇，都来参观拍照，人一拨接一拨。等墙面干透了，瓦匠师傅又用石灰掺了白酸土，细细地糊过一遍。石匠从老虎洞沟撬来石板，先用钢钻精雕细琢，又用砂轮细细地磨过一遍，然后铺在场子里。一个多月的奋战，一座九柱十八檩的老屋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梁还是那道梁，墙还是那面墙，连墙上的标语也照原迹描了色，一切依然如旧。我爹站在老屋门前，逢人便说，就是这个样子，当年解放军就住在这里呢。

我在老屋门前竖了一个“山里人家”的招牌。我妈是个老焗匠，祖传手艺派上了用场。传统席面以四大六小，八大两品为主，酸菜炒五花肉肥而不腻，黄菜煮大肠香飘十里，糯米穰饭入口即化。加上九里地广人稀，人们吃苦耐劳，养鸡的养鸡，喂羊的喂羊，橡子豆腐更是一味佳肴，苞谷酿制的纯粮酒，自产自销的豆腐炕得二面黄，手工散子炸得喷喷香……真是让食客们大开眼界，大饱口福。旅游业一天比一天红火，我妈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兴隆。加上年龄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想着找一个帮厨。找谁呢?我妈说，找王婶。我问哪个王婶?我妈说，就是拆老屋时又哭又闹又骂我的那个王婶。妈还说，王婶原来就是她的老搭档。

我再次回村里检查精准扶贫工作时，一上桃树垭子，便觉得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一派繁忙的景象。路边的田地里，成片成片的烟叶长势喜人；辣椒花开得正热闹，引得一群群蜜蜂嘤嘤嗡嗡，一串串青绿色的辣椒，如珍珠，如玛瑙；套种的甜玉米已快成熟，挺着胸脯，就像待字闺中的少女。路边，一排排新建的烤吧整整齐齐。路上停着一辆辆拖拉机、三轮车，不断有人往车上堆烟叶子，放辣椒；烤吧门前，年轻的小媳妇一边飞快地往烟竿上绑着烟叶，一边说着笑话打着碗大的哈哈。退耕还林的坡地上，核桃树青翠欲滴，一嘟噜一嘟噜的核桃是那样的惹人喜爱。一坡一坡的茶叶树，就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洁白的羊群悠闲地吃着青草，放羊的妇人专心致志地拉着鞋垫。梨子快黄了，苹果也快黄了。扶贫房的院子里，几个老年人坐在树荫下打着麻将，一群小孩跳着笑着玩着游戏。

我停下车，问一个老乡，今年收成好不好，农副产品销路咋样。老乡高兴地说，好着呢，县农业局在九里设有农副产品合作社，安有宽带，全国的信息灵通着呢。

我爹仍在老屋门前忙活。一大群前来参观的人围着我爹问这问那，我爹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还戴了副老花眼镜，学着博物馆里讲解员的样子，不厌其烦地做着讲解。

大兵叔看见我，迈着碎步跑了过来说，这解说员的活不能让他一个人揽了，还有我呢。我笑着说，行，你们二老啊，都是这老屋子里的解说员。大兵叔还说，过些日子，他要把柿子刨了皮做成柿饼，晒红薯干，晒洋芋泡，在老屋的堂屋里摆一个货架，专卖山里特产。我说，行，大胆干吧，能发展经济就行。

王婶抹着花布围腰，手里捏着一坨卫生纸，慌里慌张地往厕所那边跑。看见我，停下脚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说王婶，还骂我不?她说，不骂了，感谢你们都来不及呢，给我找了一份旱涝保收的差事。我问是新屋好还是老屋好。王婶说，当然是新屋好。我问大叔最近在忙啥。王婶说，来旅游参观的人多了，山里的工艺品也值钱了，他天天在家编花篮呢！我记起来了，王婶家大叔是个不错的篾匠。

我看了老屋一眼。一轮残阳，柔和地洒在老屋上，一片古香古色，一片金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