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30

小时候老师和父母总会对我们说：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似乎有份好工作，就意味着有了幸福生活。但工作是怎么来的呢？它真地和幸福挂钩吗？这一节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工作及工作伦理的演变

我们目前所称的“工作”，发源于15世纪的圈地运动，是伴随着规模化生产出现的。这场圈地运动把大量的农耕地变成了羊毛的出产地，也把大量的自耕农变成了和纺织机一样的生产工具。自此“人”开始有了工具属性，变成了“工具人”。

但这样的工具属性是严重违反人性的。一开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产纪律。在1806年，有位佚名的针织品商人生动地描述了人们对于集中上班的痛恨。他写道：

“我发现人们对于任何规律性的安排都有着极度的厌恶……因为他们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出入，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假期，不能按习惯的方式行事，下班后还会遭受其他工人不怀好意的监视。这使得他们痛恨整个系统。”

当时那些被迫进城的自耕农们仍深受传统社会理念的影响。他们的需求是既定的、低门槛的，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不想拼死拼活地工作赚钱了。毕竟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而这些乐趣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那些新兴的资本家们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人们始终是这种小富即安的工作态度，他们就找不到足够的工人进行生产，而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也终将消亡。于是在他们的倡导下，一套新的工作伦理被炮制了出来。

这套工作伦理指出，农民们信奉的传统社会理念是落伍的，是不思进取、懒散无能的象征。秉承这些理念的人理应受到唾弃和贫穷的惩罚。相反，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他们愿意努力奋斗，也理应拿高薪，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在这之后，资本家们开始影响当时的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社会救济制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背后逻辑，那就是，只要工厂外的生活足够痛苦，以至于令人无法忍受，那些“不思进取”的穷人就不敢再反抗，而是乖乖地进入工厂，任人摆布。

所以在1837年，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说：“如果穷人们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就像是对付粮仓的老鼠一样，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警报声折磨它们。”

另一位学者则进一步阐述道：“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消灭，或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当作老鼠一样对待，把穷人们视为‘必须要解决的麻烦’。”

因此英国开始建立以“最小化救助”为根基的福利制度，即让那些依赖救济的穷人的生活水平，必须低于工厂里那些最贫穷、最悲惨的工人们。接着政府开始收集工厂外的穷人们，把他们一股脑地送进了济贫院。

于是，济贫院就变成了一根大棒，驱赶着人们奋力向工厂涌去。济贫院里的环境越是恶劣越是恐怖，就越能把工厂衬托地像一座天堂，尽管里面也充满了剥削和压迫。

但最终，在工作伦理的重重影响之下，渐渐地，大部分人都流入了工厂，而工作也变成了我们熟知的生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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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无法全心投入工作

然而，如果我们细究这套工作伦理，就会发现它表面上反对的是传统理念中的“无欲无求”、“小富即安”，但真正的火力对准的是自耕农的自由心态。自耕农们认为大规模的生产制度限制了自由，让他们觉得屈辱和不适，而工作伦理却强迫他们接受。

一开始工作伦理还把穷人分为“值得同情的好穷人”和“逃避劳动的坏穷人”，建议对两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毕竟前者还有改造向好的可能，还有机会为生产做贡献。但很快，资本家们便无意于此，而是采用了杰里米·边沁的新思想。

杰里米·边沁认为，要想提高规模化生产效率，纪律比伦理更有效。他强制推行一套统一的行为规范，以约束那些五花八门、不守规矩的穷人。此时，不管是好穷人还是坏穷人，都必须接受同样严格的规则，同样强制的管理。

边沁设计了一个“圆形监狱模型”。这个模型由一个中央瞭望塔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监管者站在瞭望塔上，能随时观察囚室里罪犯的一举一动；而囚犯却看不到监管者，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监视，因此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守规矩。

这样的物理空间设计，会让囚犯们觉得始终有一双眼睛在监视自己，因此会变得非常的自觉自律，非常的守规矩。这就达到了监管者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让监管对象进行“自我监禁”——此时监禁已经无所不在地占领了他们的内心。

这一模型很快就应用到工厂，后来又被应用到学校、军队等对服从性要求较高的机构。因为它直达工作伦理的核心，那就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以及对规律有序的行为予以固化。

但这样的管理方式，却与工作伦理之间形成了一个大悖论。资本家们一直号召要工人们要有事业心，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全身心的投入。但有趣的是，所谓的事业心、热爱、投入，这些恰恰是大规模生产前，那些自耕农应有的状态。

在圈地运动之前，这些自耕农们会为了丰收的喜悦而辛勤耕耘，还有那些工匠，的确是为了追求心中的美而精雕细琢、孜孜不倦，为了心中的教堂而认真地砌砖。但工厂体系的诞生，尤其是强加的纪律，却瓦解了人们与事业间的亲密关系。

当时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哀叹工人们变得不再自尊自爱，而是能偷懒就偷懒。他不明白前工业时代那些精美绝伦的工艺为何会迅速消亡，早年那些钟情于创作的工匠，为什么现在却在冷漠地计算自己的得失。

而这，或许就是工作伦理结出的不良后果。它试图让人们屈服于工厂主掌控的严苛纪律，还要重塑前工业时代那种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工作表现。但对被监督、约束的工人们来说，连工作进程都无法自己控制，那些所谓的投入、奉献、艺术级表现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