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先来一段白居易的《长恨歌》：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歌罢，我们不禁疑问，大唐王朝在整个中国古代王朝中拥有最强盛的国力和最久远的盛名，可是怎么就突然“渔阳鼙鼓动地来”了呢，好端端一个如日中天的盛唐怎么就突然分崩离析了呢。而且唐朝末期并不像其他王朝后期因为昏君和奸臣而导致灭亡，中晚唐时期明君辈出，唐宪宗唐宣宗那是有理想有抱负而且有能力的明君，名将名相也比比皆是，比如“李肃雪夜入蔡州”那是功勋卓著到被写进戏曲里的。那么唐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就突然不行了呢？
唐朝缘起于“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大地主集团，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迁往中原，民族矛盾和文化冲击相当严重，北魏的宇文泰因此，就融合多民族打造了一个坚固的开放性组织—“关陇集团”。从南北朝时期到唐朝，虽然朝代变化，但是其实一直都是“关陇集团”内部的更迭，有一个著名的“一门三后”，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明帝，隋文帝杨广，和李渊的爸爸，简单来说，李渊和杨广和柴荣都是表亲戚。因为关陇集团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组织，所以关陇集团留给唐朝政权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因，开放和包容。
中前期的唐朝凭借开放包容的基因，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内部关系上大放异彩，李世民被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这种所有民族共推的称呼，在古代史中一共就两回，还有一回后面再说。而唐朝在处理内部社会关系时，也有一个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延续和推广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古代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在此之前，人的社会阶级全靠血统，科举制度打破了固化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结构能够上下流动，这何尝不伟大，要知道我们的邻居印度至今都有种姓制度。前期唐朝虽然在皇位继承上存在骨肉相残，但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对外关系确是非常的稳定。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玄宗时期，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逐渐丧失，在处理问题时灵活性积极性丧失，随之而来的是结构的固化和政策的僵化。对内科举制度已经腐化，宰相李林甫可以因一己对新科考生的妒忌而判全部考生落榜，对外政策之僵化导致羯族鲜卑族等少数民族反目成仇。大唐社会原本的活力和灵活烟消云散，剩下的就是一个僵尸般的王朝，因为唐玄宗对杨贵妃宠爱，从此“天下生女不生男”，这是一个怎样僵尸般的社会，内部社会上升阶梯被堵死只能凭血缘关系，而社会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被扼杀，外交政策固化只剩下喊打喊杀。此时的大唐死板的早就只剩一个虎架子，而每一只爪子都已经被上了镣铐，每一个关节都打上了钢钉。所以在这夜夜笙歌和金锣伞盖之后，我们长叹一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当内部活力丧失以后，就必有外部力量来敲破内部的安宁，而内部的僵化又必然导致面对外部力量时不堪一击，安禄山凭借几万之众一举拿下两京，长安和洛阳，唐玄宗也只能“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而最终平定安史之乱还是靠激发民间的力量以及拉拢回纥的力量。回看李世民时期，突厥二十万雄兵突袭长安，李世民能以三千白马军退敌，非李世民神勇无敌，也非颉利可汗不如安禄山，而是整个初唐时期可凝聚和爆发出的潜力使得突厥不敢过分而已。
再看中国的末代王朝—清朝，初期的清朝为什么能以五万人统一一个一亿人口的中国，非战之利，而是清朝在初期表现出的活力和张力远远超过明朝，不仅超过明朝而且征服了新疆西藏和蒙古，这是明朝远远不能与之匹敌的。初期的清朝在洪承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指引下，出了无数优秀的政策，而且八旗制度相当于科举制度也是一种社会阶级的流动机制，而明朝大才子唐伯虎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就被革除了状元，明朝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以及所谓的清流御史大夫耗尽了明朝所有的国力，那些礼法制度僵化到，永历皇帝已经被打进缅甸，孙可望是唯一一支还在坚持抵抗的力量了，永历皇帝还在纠结不能封异姓王，直接直接导致孙可望倒戈。清朝一直到康熙年间依然是个活力四射的国度，而康熙也是第二回被少数民族共推为可汗。可是清朝在康熙以后同样也走进了一个封闭僵化的死胡同。红衣大炮收起来了，文字狱也来了，外国进贡的先进物品也被当作奇淫技巧了，而皇帝也已经对这个僵化的社会无能为力，所以雍正和之后的皇帝不停的发罪己召，但是那也于事无补了，这已经不是腐朽的王朝，而是一个瘫痪的王朝了，但是内部的封闭和僵化，一定会有外部的力量来敲打，直到鸦片战争，大炮和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了这个睡梦中的王朝，最终清朝还是要对内改革激发创造力，对外学会尊重各国平等。
现代社会，谋求一切的确定性和控制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时，不妨大胆尝试，小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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