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新说》是宗璞的一个散文集，其内多半文章均是在追忆她的父亲冯友兰。
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先生的哲学影响广泛，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哲学不能直接致力于民生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冯先生的哲学告诉你不光要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还应该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普通工人读了《中国哲学简史》觉得心胸顿然开阔；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说在她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读了冯友兰的书如同看到了生命的灯塔，让她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旧事新说》中有若干篇幅温情的记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洪流中各个时期的士人风骨还有他们起伏跌宕的人生境遇，读来无限感慨。
旧事一：一九四零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以冯友兰为首的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他们联名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师严而后道尊……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等。
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最终使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仍是秉持了自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和民主治校的原则理念，使其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弦歌不辍，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旧事二：建国后的一个特殊时期，若干知识分子被要求思想改造，然而一个哲学头脑的改造似乎要更艰难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据。就是说假话，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圆其说，而不是不管不顾地照着说，于是有了若干知识分子的连篇累牍的检讨。
巴金后来在他的《随想录》里有这样的话：“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的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想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做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跟进，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
那一时代服从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绝对的，对其任何背离都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正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也部分的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们总想努力跟上时代，他们不断的检讨自己，在每一次的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中，都或主动或被动做出种种违心或半信半疑的表态，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历史该给他们一些公平。
旧事三：在冯友兰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院。一九九零年初，因为眼前出现幻象又一次住院，每次住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一次医生检查之后，冯先生对家人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这书指的是《中国哲学史新编》。果然冯先生在写完了这部书之后不久即驾鹤西去。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也就彻底的安息了。生死是哲学永恒的话题，人们的道路各不相同，但路的尽头一定都是长满野百合花的地方，人们从生下来便一步一步的走向那里，在这过程中，要顺事，等到了那长满野百合花的地方也必然安宁了。
合上这本书，算算自西南联大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这七十多年里我们的教育若何呢？
我们现在的大学是独立不受干涉的吗？
我们现在的大学是育出了更多的“人”还是更多的“器”？
不管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大学，真正做到“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有没有？
教授们是普遍潜心致力于学术教学还是其他？
文革中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和鼓励诱导说假话空话把学校当成了一个宣传部门的现象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是不是比比皆是？
领导检查时的响亮的教育口号，若干新鲜的教育理念再配上天真孩子做道具的表演是一场又一场，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为了升学为了分数为了尽可能的去享有比较优质的教育资源普通百姓的孩子和家长耗去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
面对那些陈年旧事，我们应该怎样去反省反思？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依然来着，这去来的中间，又是怎样的变化呢？
这样的变化，我们，该怎么办呢？
（写于20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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