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慈善文化逐渐形成是在唐宋时期。唐代，节度使孔戣在城内北一里设立广恩馆，收养官宦流落广州“不能自存者”。宋代，提举刘镇孙在广州威远门内(今海珠北路)设立寿安院，收治贫病无依者，寿安院是我国最早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医院。番禺探花李昴英为此写成《寿安院记》颂扬其德政。李昴英在文中，对宋代的官办慈善事业有较多论述。他指出，代始设福田院，抚恤穷疾，“与天地同一好生”。
唐宋元时期的广府慈善，“颂君王德政”的色彩浓厚，也往往由官员主持，至明清时期，儒家乡绅参与了进来，形成了“官倡绅办”的格局。
广州普济院始建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原有房屋71间附设地藏庵一所，专门收养贫老妇人；此后迭经增建，至同治年间房屋174间。鼎盛时期，普济院与普济堂(男老人院，在今东川路)合共收养老人2050名，规模甚为庞大。
明清时期，广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呈现出政府救济事业与“官倡绅办”慈善事业同样兴盛的状态。除上述普济堂、普济院外，清代尚有育婴堂、义仓等福利救济机构的设置。成立于1697年的广州育婴堂，属于官督商办，由盐商负责筹措费用。1730年雍正年间，专供奶妈喂养婴儿的房间就达29间。1739年乾隆年间商人沈宏甫捐钱千两，在广州大东门外子来里，又买地另建新堂，房屋300余间，作为分设机构。当时雇请的乳母须年轻力壮，且贫家农妇优先，也间接地救济了贫家产妇。光绪年间肇庆府也重修扩建育婴堂，后来还设立章程，贫困者应将无力抚养的婴儿抱送至育婴堂抚养，倘若将其溺杀，育婴堂一旦查明将“禀官究治”，广东的“溺女之风，自是亦少”。
积谷备荒历来属于政府“荒政”的范围，历史上很早就有“常平仓”的设置。到清末时期，出现了由本地绅商创办的义仓。晚清时期，广州府范围除省城惠济东、西仓外，以南海、顺德、香山县绅商设立的义仓较多，反映了这三县商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
明清时期，在广州府城及所属各县，除普济院(普济堂)、育婴堂、恤嫠局、常平仓外，普遍还有漏泽园(公共坟场)的设置，收无主尸骨及家贫无葬地者。漏泽园的意思，大约指这些不幸之人属于朝廷恩泽所遗漏者，在生既已不幸，死后应该得到妥当埋葬。这些事业，具有社会救助与慈善双重性质，往往是由政府提倡拨款设立，地方绅士参与筹款与日常管理。
在当时，教化是传统慈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近代慈善出现以前，施善过程总是伴随着教化。例如：恤嫠局并非面向所有寡妇实施救济，而是选择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部分寡妇为对象；养济院并非收容各种鳏寡废疾，而是选择“端正”“清白”的救助对象。通过这种“文化排斥”，向世人宣示，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个人有机会得到救助。故此，传统慈善不仅救助资源有限、救助手段单一，而且严格挑选救助对象。而近代慈善则倾向于按救助对象的真实需求进行施善，不设定过多的道德门槛，更加注重受助者的教育，帮助其提高职业技能，从辅助治理的角色走向主动引导变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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