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蹲在电视桌旁的垃圾篓边上，熟练地剥开荔枝，送进嘴里，一颗又一颗。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她：“你看起来很饿的样子，晚上没吃东西？”
她仍旧狼吞虎咽，头也没抬，说：“是啊，连续跑了几个地方，连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
我说：“你好像很喜欢吃荔枝啊。喜欢的话就带些下楼吧，反正我一个人也吃不完。”这是漳州荔枝，味道一般，今年又是荔枝大年，不值几个钱。但对我这种四海漂泊的人来说，有得吃就不错了。
她说：“不了，我再吃几颗就下去了。”
我又问她：“你是哪里人啊？”
她说，重庆。我说，说不定今年我会去重庆呢。她说，重庆有什么好玩的，那么穷、全是山。我说，各花入各眼吧。
她走后，垃圾篓里留下一堆荔枝壳。尸横遍野。窗外尽是车马声，刀光剑戟……
我即她，她即我。
多年前，我曾喜欢过你一个女孩，湖南人。聊到电影的时候，我问她，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她说是《荒野生存》。
没过多久，我找来看。影片中的男主人公亚历山大，大学毕业后，背上宁囊，烧掉美钞，踏上了荒野之旅，他穿过戈壁，顺江而下。他反对现在商业文明中的一切——包括被异化后的少女；他追求重返自然后的绝对自由和野性；他风餐露宿，跟狗熊搏斗，最后死在了一辆废弃的公交车上。
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和他。
在厦门的时候，汪东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深圳一个的朋友黄鑫的死讯。
他是喝酒溺死的。尸体在房间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两天了。汪东告诉我，他的脚都黑了，身上布满尸斑。
黄鑫是北京人，离异，孩子跟了前妻，独自一人南下。尸体被发现后，公安机关通知他的家属来深圳认领尸体，他的父母兄弟都没有来，只有他岳父来了。他岳父和汪东一起在深圳料理好后事，把骨灰洒向了大海。
我认识黄鑫两年多，但跟他接触的机会不多。在离开深圳前的某个晚上，我们在龙华一起吃饭喝酒。饭桌上，他让我看好汪东——万一有一天自己走了，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
我没有劝他要好好活下去的意思——我知道这种事别人劝不来，于是应承下来。他很开心，用地道北京老爷儿们的方式，给我敬了三杯酒。
那晚，我们睡同一张床。他赤裸着身体开电脑听歌，阴阳怪调的古风，声音很大，还跟着哼唱。喝醉酒的他，身体里住着另一头猛兽，手脚不听使唤，把鼠标都砸烂了。他随即又从柜子里翻出一把扳手，我吓得脸色发青。他说：“你放心，我不是用它来打你。打你，我丢不起那人。”
我知道他很痛苦，看到他脖子上和膝盖上留下的刀疤，我能想象到他以前自残时的样子。吃药不管用，喝酒不管用，打架不管用，坐牢也不管用……
剩下为数不多的解脱方案，便是体面地死，少遭点罪。
得知黄鑫的死讯的时候，我正在厦门湖里区的一家客家餐厅，和我两个初中同学吃饭。
我知道黄鑫的死不是一场意外，而是蓄谋已久的自杀，它只是看起来像意外罢了。面对黄鑫，以及他的死，我对人的局限性有了更直观的理解：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没办法把自己照顾好。
汪东告诉我，把黄鑫的骨灰撒向大海的时候，他看到他笑了。
我问他：“你是怎么看到的？”
他说：“在意念里，在脑海里。”
我突然有点羡慕黄鑫，死后有人替自己撒骨灰。
这一路上，看了很多博物馆。博物馆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人类文明的坟墓——至少是活死人墓。全是盖棺定论的东西，全是阴魂不散的冤孽。
在墓里待久了的人，可以看似很博学，装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样子，但总难免沾染上一些死亡气息。
宋明国从深圳赶来厦门，闲聊中，他说：我死后，想给我建一个我的个人博物馆。我现在大部分的手稿、读书笔记和读过的书，都由他在保管。
漫步海边，我脱口而出：“有时候，真的好想死在路上。”
他说：“别这样，我和小艾都会伤心的。”
我说：“没有。我对你们，其实没那么重要。”
某个中午，朋友问我和宋明国：你们有没有思考过死亡的问题？
宋明国还是一如既往地说：哲学注重逻辑和方法论，从哲学的角度，我们活着的人其实很难触及死亡的实质。我们目睹过或经历过他人的死亡，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生命体验。我们一次次无限靠近死亡，但始终无法抵达死亡本身。
他的话，直白一点：要想知道死亡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死一次。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这种大无畏和冒险精神。
对于哲学家而言，“是否有彼岸？是否有天堂？”这样的问题，常常只停留在追问的层面。
《西藏生死书》里有一句话：我们活着时的所有历经，造就了我们死去时的样子。
我也是因为接触了佛家的某些说法，才慢慢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
极端的热爱，带来极端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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