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东德为阻挡人民逃往西德而修的“柏林墙”）
文/苑柍
世人普遍知道“克格勃”，原因就在该组织是苏联的，而苏联太庞大。其实，德国在统一之前，东德即民主德国，也是有类似组织的，名叫“斯塔西”（stasi）。1950年4月，斯塔西正式成立，职责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联邦德国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东德人口1600万，可斯塔西的工作人员就有9.1万。此外，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分散在各地、各机构、各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据后来的档案显示，东德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而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与自已生活在一起的配偶。也就是说，很多夫妻表面恩爱，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但背地里却做了多年的眼线，轻易就能变成告密者。
告密与法治保障下的举报、投诉不同。民主法治社会的举报、投诉，是根据事实和证据，而故意培养的告密者则越来越成为小人，怀疑谁就告谁。好的社会，不应奖励极少的大义灭亲，却无视更多的人情温暖，使原本淳朴的社会风气受到破坏。后来，东德终于搞得离心离德，人民争先恐后逃往西德，其龌龊的告密制度也是原因之一。当然，苏联即使有无孔不入的克格勃，也最终解体。
告密文化在中国，更是源远流长，从先秦开始就鼓励了。商鞅制定秦律，增加了告奸和连坐制度。在军队中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在民间，要求“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明”，“民人不能相为隐”。并且，在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制基础上，建立起相互告发和连坐的制度。
随着封建极权制度的发展，包括告密在内的阴暗刻酷政治手段，也继续发展，在社会蔓延开来。朱元璋专门规定，全国子民都可以持《大诰》赴京告奸，直接向皇帝举报揭发各地的官吏。然而，这表面上好像支持了百姓对官吏的监督，但由于实际上裁判权只在皇帝本人，因此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各级官吏，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子民利益。也正因为朱元璋没有建立起防治腐败的真正的好制度，使他的反腐成果很快丧失，一代不如一代，未走出王朝覆亡的命运。
与鼓励和纵容告密相对，是对公民基本人身和政治权利的保障。1920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蒋梦麟、陶孟和等人共同发起《争自由宣言》，要求北洋政府废止专制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书信秘密等自由。后来，胡适还无数次地强调，“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总之，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告密只有利于暂时统治，反而对良风美俗起破坏作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无论时间比较近的苏联、东德，还是时间比较远的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用铁的事实证明了鼓励告密只能取得一时功效，而时间一长就会自己把自己变成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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