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71年，天气很热，很长间没有下雨，农村干旱情况很是严重。
那年我们文宣队驻扎在江家坡渡槽工地，渡槽已开始试着过水，眼看旱情就会得到缓解。为了编写新的节目，领导派我们几个人分头去到几个工地采访，及早写出反映各处大干快上、积极工作以抵御旱情的好人好事(那时我们的节目是以反映好人好事为主的)。我和贵午两人一组，那天吃过午饭就顶着烈日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看到稻田里没有多少水，有些山傍田（“傍”读作băng,丘陵区指靠近山边的田）因为没有水已经开始起坼（裂口），那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歪歪斜斜、扭扭曲曲的口子，似乎在张着嘴呼唤着“水……水……”，再看那田里的禾苗，也是有气无力的，真有点“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味道，经过几户农家门口的时候，那些平时见着生人就会“汪汪”大叫的看门狗也大都是匍匐着，将那长长的舌头伸在外面，一条也没有叫唤。
我和贵午是住在一间房里的，两人平时是无话不谈，可那天却好像都没什么可说的，一路上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讲几句，也许是天太热，懒得说话，也许是心里盼望着早点到达目的地，早点完成采访任务好赶回去。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决定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忽然发现出来的方向有一股浓烟升起，凭经验，那应该是失火了。该不是我们的驻地吧？我心头一紧。但马上又自我否定了：不会那么凑巧吧！自己宽慰自己。是返回看看，还是继续往前走，去完领导交代的任务？俩人一合计，如果是驻地失火，反正回去救火也来不及了，还是继续走吧，走！我们又踏上了“征途”。
……
第二天回到驻地的时候，看到我们住的工棚早已成了一堆废墟，队友们说，我们的房间老是打不开，大家又要忙着帮旁边的供销社商店抢搬商品，就没有给我们“抢”东西。哦，这里要补充一句：我们搬到渡槽工地所住的地方不像在主坝师指挥部一样，那地方离农民居住地比较远，人员比较杂，所以每个房间都上了锁，而我和贵午两人是自己用铁丝绞成的门扣，很牢，一下子不容易掰开。我那天出去的时候，上身穿的是一件当时很“流行”的白色汗背心，下身里面当然是一条短裤衩，外面则是公家给文宣队发的“队服”，一条灰色的长裤，脚下是一双拖鞋，背的是一个也是当时很流行的仿军用挎包，头上顶着一条毛巾，除了这些，我从此就一无所有了，于是，我就基本上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了。但我们还是想在废墟里找到点什么，因为那里面除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外，还有文宣队的乐器呢！于是，我们就扒开废墟找，贵午的单簧管烧成了灰烬，只剩下几个按键，我的小号命运好一点，只是烧脱了焊，找个铜匠给焊焊还可以用。至于自己的东西，我最心疼的就是那个我向母亲要了好久，母亲才很不情愿给我的那个父亲用了好多年的真皮皮箱。
用现在的话来说，政府是很关心我们“灾民”的，很快，救灾物资就分到了我们手中，我很清楚地记得：被褥一套，一铺一盖，长短衣裤各一套,衣服是官布（一种没有漂白的棉布）的，白衣蓝裤，还有脸盆、毛巾、肥皂盒等等，一应俱全，想得很周到。据说每个人的补助物资合计价值七十多元人民币。我算了笔帐，这七十多元是什么概念呢？后来我参加工作，开始时的学徒工资是一十九元五角（女生是一十九元八角，据说多的部分是卫生费），那就差不多有四个月的工资了，如果是现在，我的退休金虽在同学们里算是比较少的，但四个月也有一两万了吧，放在前几年的话，一下子就成了“万元户”呢，呵呵！
（惋惜的是，贵午已于前年病逝了，我又失去了一位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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