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婆

当我终于决定在键盘上敲出这两个字——“大婆”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瘦小老太太的身影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

那是在村东头那棵大枫树下，我回头看见她老人家望着我离去的背影，缓缓地挥动着那双枯瘦乏力满是深深皱纹的老手，那手仿佛与那大枫树的树皮没甚区别。

她是田妈，我下乡时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房东老太太，我们那时叫做“住户”。

其实我刚下乡时并不是住在她家，那是后来我从青山水利建设工地回生产队后，原先一起开火做饭的小伙伴已经招工回了城，剩下我一个人，既无住处也无伴侣，生产队便安排我住在她家，那时候她家也就她一个人，老伴已于前年去世（去世时我还专门从工地赶回队里帮助料理了后事）。老人家做得一手好饭菜，每逢县里派来驻队干部，大都安排在她家吃饭。那时农村里的女人甚至连个像样的名字似乎都没有，我看到她老人家有个木刻的扁形图章，那是要到生产队里年终结算时领取不多的一点分红款的时候才用上的，那上面刻着的是“田金姑”三个字，我猜想着，她应该并不是叫做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到队里同我处得还比较好的大成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祝三姑”，那“祝”字，我知道是她娘家的姓，当然，也就是她的姓，“三”应该是她在娘家排行第三，最后那个“姑”字，按我的理解，大约也就是说她是个女人罢了，所以，田妈的真实名字应该是叫做田金什么什么的，只是我下放的那个地方，对女人都是那么个叫法而已。而今她老人家早已作古，我便也就只好“无可考证”了。

田妈的阶级成分是“贫农”，在那个时候，是属于依靠的对象，加之她老人家早年间在一座小县城里待过一段时间，据说还做过一点小生意，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再有就是她总是敢于直言，所以，在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里她是比较有威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队里有几个小

调皮，遇事总喜欢闹腾，但只要他老人家在场，他们就不敢乱来。比如有个叫“秋狗”的角色，仗着家庭成分也是贫农，总是喜欢在生产队晚上开会的时候趁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对一些个妇女讲点痞话，有时甚至还动手动脚什么的，那些妇女家庭成分不是那么好，用农村里的话说，就是阶级比较“高”，所以也不敢对他怎么样，任由他胡来，惹不起还躲得起，但假若田妈在场，那家伙是绝不敢乱来的，因为田妈一句话就揭穿他家贫农成分的老底子（我的一篇文章《晓伯伯》就是讲的这个），连他的父亲都无话可说。因为他家原先是比较富裕的，但由于他父亲爱赌博，据说还“嫖堂客”，在解放前几年输得卖了田地与房子，而“土改”时的政策是看解放前三年，恰好那时他家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便划成了“贫农”，整个一个现实版的“福贵”。就在我下放的那时候，那个生产队里三十来户人家，家家都住的是瓦房，唯独他家住的是草房，而且就他们父子两人，家里连个女人都没有，人家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而他家的房子恰好相反，坐南朝北，面对山坡，背靠堰塘，两间黑咕隆咚的屋子，进门就是厨房兼“客厅”，里头则是两父子的卧室。秋狗有时候还去看他的母亲，他母亲就在我们一个大队，相隔也就一华里多路，也不知是他父母离了婚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反正他家那时候就一老一小两根光棍。他俩父子在队里谁都不服，单就怕田妈一人。

田妈一生无儿无女，但她和她的老伴却抚育了她早逝的姐姐的一双儿女，并嫁了外甥女，娶了外甥媳妇。也许正是她老人家这样的品格，她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在她步入老年之后，大家都尊称她为“大婆”，而且还申请了“五保”，由集体供养。

说来有趣，我还曾经与她老人家有过一番争论，那是关于有不有“劳动地主”的议题。那是冬季农闲时的一天夜里，我们围坐在屋角的一棵枯树兜旁，枯树蔸燃得正旺，那时农村人夜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伴着火围坐一起“扯懒谈”几乎是唯一的消遣方式，人们可以从南京的土地扯到北京的城隍，虽然谁也没有见到过，但只要你会编，就能俘获一众听者。那天不知怎么扯到阶级成分的话题上了，按我以前在学校里从政治课本和政治老师讲述所得到的知识，我是坚信地主完全是靠剥削贫下中农而发财的，但田妈却不同意我的观点，她老人家说，不对，有的地主就是拼命劳动才发家的，而且还举出正反两个例子来印证她观点的准确性。正面的例子是我们生产队对面那个队里的某人，她说，那人做得一手好田，人又勤快，每年他种的田里的收成都比别人的好，而他一有点余钱就置田买地，从来不会大手大脚地花，一家人过着十分节俭的日子，到“解放”前几年，他家的田就有了一定的规模，自己种不过来，就出租一部分，但他一直还是坚持一年四季在田里劳作。到土改时，按占有的田地数量，他被划作“地主”成分，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劳动地主”。反面的例子则是我们那个队的我前面所说的“晓伯伯”，他家原有好几十亩田地，但到他时，却因好逸恶劳，加上爱赌博，没几年时光，好好的一个家就被他败了个精光。但“因祸得福”，“土地改革”时，他“光荣”地被划为贫农，成了“依靠对象”。一番对比，实例胜过教条，驳得我哑口无言。

我是在下放四周年之后才被招工离开离开农村的，那时，我们一道下放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我那个生产队就剩下我一个人，而我又是年龄最大的，有时候不免有些伤感，田妈看到后，总是想法宽慰我，说我不会老呆在农村的，等等。

后来我被招工，工作地点就在那个县城里，所以还经常去看望她老人家。再后来我考上大学到省城读书，毕业后回到故乡，去看望她老人家的次数就少了，但每年寒暑假总还是要去的。有一年冬天，我照例在寒假里去探望，但那天不知怎么地，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走到村头时，大枫树还立在那里，而我的心里却惴惴地，一路上也没碰到熟人，待我走到她老人家的住处时，却见窗口被柴草堵住了，我心里一紧：莫非她老人家……我有点不敢想，硬着头皮跌跌撞撞地继续往前走去，偶尔见到个把熟人，也只是随便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去，直到拐过一个弯，到了原先生产队的队屋，才看到她老人家正一个人坐在那里扎柴火把子，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回肚子里。

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对古人的诗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在我日后的教学生涯里，对学生讲授古典诗词时，又多了一点感性的东西。

如今，田妈早已作古，但和她老人家相处的那些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老人家也永远活在我心里。

今年是我下放五十周年，仅以此文以作怀念。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