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曾经瘫痪过的我，不经意间回忆起那些生病的日子。
书中作者曾多次提到“友谊”。“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同学们常常给他写信或者去医院陪他。医院的医生护士们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我在33岁突然高位截瘫，全身没了知觉，脖子一动不能动，只有双上肢稍微能活动，但是活动范围不大，没有力量。我的思维能动，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因为无自主呼吸，气管切开带呼吸机，说不了话。因为是神经系统疾病，很快全身所有器官都出现了并发症。这种罕见病令医生无从下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成了ICU里住的时间最长的那个病人，我是五号床。
在我病情恶化进入重症监护室时，我的本来学校的师生还不知道我的事。我才离开他们三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支教，他们怎么也无法接受我病危的现实。在我支教的乡镇，有个我的高中同学，他把我支教生病的事在我市贴吧上发了出去。十几年前还没有微信和各种自媒体。很快，我的学生们亲朋们和陌生人都看到了，并且把消息扩散了出去。大家每天都在贴吧上关心我的病情，并且为我祈祷。关注我的人一度到了几万。连监护室里的医生护士都知道贴吧的事了。我的家人也会每天回复大家，告诉他们我的近况。
我本校的师生们自发组织了给我捐款的活动。尤其我带的那两个班的学生最积极。最后，由两个老师代表去医院给我送来爱心捐款两万多，还有一束鲜花。因为监护室不允许探视，每天下午有十几分钟家属探视时间，只许一个人进。护士把鲜花给我带进来看了一眼，告诉我外面谁来了。然后把花又送出去，病房里不能留鲜花，怕有病人花粉过敏。同时，还送来了学生们的心意。五班六班是我从初一带的，教两个班语文，兼五班班主任，他们初三了。我班孩子共同动手叠了一千只纸鹤，他们坚信我能好起来。六班孩子用一个笔记本，写下了每一个人的祝愿，还贴上了他们的照片，盼着我回去。这些我一直保留着。
我能活过来，全靠爱支撑着。我的老公在监护室外不敢离开，随时等待着我的消息。当年看病还是先交钱后救治。我的情况不一定哪一会就要抢救，花钱如流水，老公随时候着去筹备钱。我在里面需要什么用品，全靠我写字交流。那时我拿笔都费劲，歪歪扭扭的字如同密码。有时与医生交流也靠写。我不知道自己迷糊时是什么样的，老公说我曾经拒绝治疗，不配合医生。于是，他在外面很着急，就写纸条让护士带给我，安慰我。
我的亲朋们陆续赶到病房外，想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们虽然见不到我，觉得离得我近些更安心。大家都纷纷出钱相助。有一个初中同学，他刚刚带孩子在北京看眼疾待了一个月多，花费了很多钱。他听老家的同学提起我的事，特意跑到医院来看我，留给我老公三千块钱，没留姓名，那是他当时仅有的三千块钱了。有个同事的奶奶病了住在这个医院，她来医院时专门找到监护室，给我写了纸条鼓励我，托护士带给我。
监护室里的医生护士们也格外关照我。我的上肢能动，主任让我多活动手指和胳膊。当我感觉好点的时候，就躺床上伸展锻炼。主任每次看到都会夸奖我，我像个被老师表扬的孩子，更想好好表现。当病情加重时，面临死亡人是很害怕的，我就是想抓住一只手。不管哪个医生和护士来到我身边，不管男女，我抓住人家的手就不放开。似乎一旦我放开了，就被阎王捉走。被我抓住的每一个人都没嫌弃过我，他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哄我先放开，别怕。
我在监护室的床上躺着，每天出出进进的病人，不知道换了多少病友，我依旧是五床。那年冬天的雾天雪天特别多。春节也是在ICU里过的。春天了，盼着能早点好起来，可身体一直不见好转，每一次的突发病情都能要我命。医生劝了多次，回家办理后事吧，拔掉呼吸机就完，没救了。我和老公双方的长辈都去了医院，商量我的后事。老公不甘心，我们的女儿才八岁。当年去北京的高铁还没有，坐火车要八九个小时。于是老公去北京各大医院联系，寻找最后的一丝希望。很快，我们自费用120转院去了北京。离开的当天上午，那是三个月来我第一次出病房。护士推着我的床去送到车上。这一段路，我像走进了电影镜头，我头上看到的是两排人的上身，每张脸上都表情凝重。我还看到了女儿，她在跟着人流走动，在喊妈妈。
我的亲朋好友知道我要转院了，这么远的路，也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我。几十口人站成两排夹道送我。后来，奇迹一次次出现，我慢慢好转，一年后病情稳定回家康复。我又能走路了，虽然走不远，虽然出门要拄拄棍，我活下来了。
借用史铁生的话结尾“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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