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
8月初，我接到了位于武昌的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同学于强考上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于是相约 9月4日结伴启程，一同前往武汉。
是日，早早地就去了新浦火车站，经过莫名地兴奋、焦虑与等待，列车才徐徐地进了站。一阵拥挤，一阵忙乱，终于在临窗前座位上坐下了。
一经坐定，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没了踪影，惆怅顿生，我知道，这是对将要离别家乡而依恋不舍。当时父亲还在上海工作，母亲与哥哥在为生计而劳碌，我亦没有通知任何同学，所以没有亲友送行。此时才想，要是有人送行，也许心情会好一些。
握手、告别、灿烂的笑容和不知是喜是悲的眼泪，组成了一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城送别图。我以为就这样悄悄地离开家乡，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学校、去见那些陌生的同学与老师。漠然地看站台上人头攒动，心里开始担心着路上还有的两次转车，想象着如何才能到达学校……
正在我傻想时，眼睛猛然一亮，人群被扒开了，我的初中同学尹道普、杨刚和程建军正快步地向我走来，气喘吁吁，满头是汗，从窗口递过来三瓶糖梨罐头，此外每人还送了我十元钱。告别的话很简约，也没时间情长谊短的，不到一分钟，列车就启动了……
不顾列车员劝阻，我勾出头来目视着他们，三人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很快我就看不到他们了。我和他们仨的分别竟是这样地匆匆。
我的手捂着口袋里的三十块钱，眼睛长时间地凝视着齐齐地摆在列车小桌上的三瓶糖梨罐头，心情是异样地复杂，至今我仍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我知道，他们正在罐头厂做零工，当时罐头厂的糖梨罐头销量很大，每到暑假，正是鸭梨上市之时，厂里大量生产这种罐头，工人忙不过来了，暑假里的学生就成了最廉价的劳动力了，我的同学中许多人都有过做短工的经历，遗憾的是，我的人生中缺了这一课，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厂里做什么，但我知道，这种短工挣不到多少钱。我的左边裤袋装着父亲给我的一百元学费，但装在右口袋的三十元钱却是那样地沉，使我不得不用手护着。
快到徐州了，于强提议，转车时罐头太沉，吃掉它后可轻装上阵。我同意了，但不是为了减轻负担，我想，他们三人肯定希望我享用，我不能拂了他们的这份情意。
人们会说送礼很俗，也常有人大谈“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同学之间的真、同学之间的诚，有时是要有载体、要有平台、要用形式表现出来的，追求情深，止于至真，我以为他们这是做到了极至。当然，还有他们的突然出现，至今我仍不清楚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行期的。
我已不知在人生的旅途上迎来送往了多少次，但铭记于心的还是那三瓶糖梨罐头……
——201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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