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作为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即作为专业的说谎者。
当然，小说家绝非唯一的说谎者。如您所知政治家也是同样。外交官和军人也在某些场合 说谎，汽车销售员、屠夫和搞建筑的也不例外。可是小说家的谎话的不同之处在于没人谴责它是不道德的。确实，小说家的谎话更大更无懈可击，他们扯起谎来更煞 费苦心，而且还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褒奖。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其巧妙——就是说，将虚构作为现实来呈现——小说家能将事实移植他处并发扬光大。基本上，从事实的原处捉住并分毫不差的表现它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努力从真相隐藏的地方引诱并捕捉它，再把它以虚构的形态重新 放到一个虚构的地点。要想做到这点，就需要我们事前明确真相何在。这是编好谎的关键才能。
无论如何在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要尽量真诚。一年里总有几天我不打算说谎，今天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让我说说真话。不少人劝我别来耶路撒冷领奖。包括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来就要抵制我的书。
理由显而易见，加沙深陷激战。国联的报告中称，在被封锁着的加沙市内有千余人丧命，当中很多是手无寸铁的群众，孩子和老人。
得到得奖的通知后我多次的自问自答。比如现在适合到耶路撒冷去领文学奖吗，或者给人以我已加入国家那边，决定支持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政策的印象。不用说，这是我不想给人的印象。我不赞成任何战争，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小说遭到抵制。
但是最后，仔细考虑的结果是我还是决定要来。理由之一，是劝我别来的人太多了。也许和别的小说家一样，我不想照别人说的去办。当别人说——甚至警告我说“别 去那儿”“别那么做”时我倾向于“就去那儿”“偏那么做”。那是我的天性，你或许会说，不愧是小说家，小说家都是怪胎，他们从不相信没有亲眼所见亲身所感 的事物。
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理由。与其缺席不如出席，与其不见不如来见，与其缄口不如来对你们说出这些。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传达某种政治信息。不过显然，对善恶的辨别是小说家的职责之一。
小说家选择传达那些判断的方式因人而异。就我而言我较喜欢将之转换为故事——非现实性的故事。这是我今天站在大家面前不想直白的阐述政治意图的原因。
请允许我说出极为私人的想法。它是我在写小说时一直在心里坚守的。不至于写出来贴在墙上，但是刻在内心的墙上，就是：
“在一堵高而坚固的墙和一撞到墙上就碎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一方。”
没错，不管墙壁多么的对鸡蛋又如何的错，我站在鸡蛋那方。别人会去判定孰对孰错；也许要交给时间或者历史手上。如果有哪个小说家，不管为任何屁理由，站在墙的一方的去写作，又有何意义呢？
这隐喻是何意？有些时候这再简单明了不过了。轰炸机、坦克、火箭炮和白磷弹就是那高而固的墙，鸡蛋则是被前面那些撕碎和焚毁的非武装的市民。这是这隐喻的意思之一。
但这并非全部，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来这样想吧，我们都是鸡蛋那一方，或多或少。我们都是裹在薄弱外壳下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存在。这是我这一存在的真相，也是你们的。我们都在面对着程度不同的坚固的高墙。有着“体制”之名的墙。我们期待它保护我们，但有时它独立于我们的意志，开始杀害我们，并让我们自相残杀。冷血的、高效的、有条不紊。
除了表现每个人都是贵重的存在并关注于他（她），我写小说再没有别的理由了。故事的目的在于拉响警钟，保持对体制之墙的关注，好避免它把我们的灵魂缠进自己的网进而糟践它们。我深信小说家的工作就是通过写故事不懈努力的去阐明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催人泪下的故事、让人惊慌战栗的故事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煞有其事地编故事的原动力。
我父亲去年90岁去世。他当老师退休后一直在做僧人。他在研究生在读时被征兵送往中国。战后出生的我每天早饭前都看着父亲在房间的佛坛前久久的虔心念经。一次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做，他告诉我说他在为战争中死去的人祈祷。
父亲说，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都在为逝者祈祷。注视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仿佛看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
父亲死了，并带走了我永远无法得知的他的记忆。但是潜伏其中的死亡这一存在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也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事。
今天我想要传达给各位的只有，我们皆是人，是超越国籍人种和宗教等等的个人。并且是山呼“伟大的制度”的坚固的墙壁面前的易碎的鸡蛋。看起来我们似乎没有胜算。那墙壁高而坚固，毫无慈悲之心。如果有什么希望的话，那也是必将在我们确信自身和他人的存在的不可替代性，和团结一心的基础上。
再想一下，我们都有个有形资产，即活着的灵魂。而体制没有。我们必须禁止体制利用我们。我们必须禁止体制独行其道。不是体制创造我们：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说的。
非常感谢耶路撒冷奖颁给了我。也感谢我的作品被世界上的很多地区的读者读到。我很荣幸有机会今天在大家面前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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