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都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每个人的命运又与自身的选择、态度、机遇紧紧相连。有时，命运的不公令我们彷徨无助，迷茫无奈；有时，命运的垂青又令我们欣喜得意，澎湃振奋；但更多的时候，命运是平淡与波澜不惊。我感谢命运，感谢我出生、生活的年代！

我出生在河北一个叫元村的村庄，听村里的老辈人说，我们村建于明永乐年间，至今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了。我出生的那一年正赶上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的那一年，也就是1982年。听我娘说，怀上我时家里已经有了大哥、二哥，想再要一个闺女，但赶上计划生育管的严，不想要了，是姥姥极力劝阻才生了我，按照姥姥的话说：“没有我，你早就被积了肥了！”我在家行三，小名就叫三儿，大名是我姥姥给起的，她老人家说：“既然是超生来的，就叫超吧”，我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一

“你们哥三儿该起来了，趁着凉快，今天都到地里割麦子去。”娘一大早就叫我们。那一年我5岁，大哥、二哥比我大几岁。没办法，吃过早饭，大哥、二哥儿极不情愿的拿着镰刀，跟着爹娘去自家的田里割麦子，我拿着一个小树棍屁颠屁颠也跟着去了。

那时候，我们村里已经实施了包产到户，各家各户都有了自己的田，在我的记忆里，虽然物质不丰富，但从来没有挨过饿。我娘常说：“都是同样的地，同样的锄头，为什么生产队记工分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而现在家家户户起码不挨饿啊！”作为一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认识不到一百个字的农村妇女，都深深体会到国家政策带来的好处，有时候一个政策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人民大众。

麦田离家不是特别的远，一家五口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喜欢跟着大人下地，因为小，不用干活，最多是帮忙捡捡剩麦穗，大部分时间都是捉蝈蝈，逮蛐蛐，躺在大人割好的麦子垛上，别提有多惬意了。“娘，三儿怎么不割麦子，我也不割！”二哥看我玩生气了。娘说：“三儿还小，干不了。”“你们偏心，我也小呢，我也不干了。”娘一看没办法，对我说:“三儿，过来割麦子，别净顾着玩了。”我瞪了二哥一眼，但也不敢多说，因为在家里他总是欺负我，我也打不过他。我拿起镰刀，学着大人的样子割起来。大哥一看，说：“三儿，你那样割不对，先得揽住一把麦子，再从根儿直着割下来，看我给你示范一下。”哼，我才不看呢，让我割，那我就使劲割。还没割几把，意外发生了，我由于用力过猛，镰刀直接割到了腿上，血瞬间就出来了，我哇的一声就哭了，爹把我背回家，简单处理了一下，对我说：“三儿，你别去地里了，在家待着吧。”

受伤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活都不用干了，不用喂鸡了，不用给羊割草了，不用捡柴火了，对于一个在农村生活的小孩，这是多么的幸福啊。我受伤的腿，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至今还清晰可见。有一次，我5岁的女儿看见，问：“爸爸，这是什么啊？”我说：“这是伤疤，爸爸小时候割麦子受伤留下的。”女儿瞪大了眼睛问我：“爸爸，什么是割麦子啊，我也想割麦子。”我一时语塞。是啊，对于一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10后的小孩，在她的世界有各种玩具，有公园，有零食，当然还有舞蹈班、钢琴班、英语班，她的世界不会再有“割麦子”这样的场景。这就是命运，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也改变了我女儿的命运；但又有多少人没有改变命运走出农村，一代又一代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土里刨食呢？

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以至于我盼着伤口晚点好，这样就可以多玩几天，小孩总是很天真，但生活还是按照它的节奏继续，麦假（注：八九十年代在农村的农忙季节学校还有麦假、秋假）结束了，大哥、二哥该上学去了，父亲又外出干活去了。白天家里就剩我和母亲。那个年代5岁的年纪在农村已经能帮家里干不少活了，而我最喜欢的就是放羊。每天清晨吃过早饭，约上好伙伴老凯，一人牵着几只羊到离家不远的大坑里去放羊。两个人把羊往大坑了一赶，就可以尽情的玩耍了，扔土块、活尿泥、爬树逮鸟，就这样度过了我的学前时光。

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幼儿园，我6岁上学前班，教我们的老师是本村的，初中毕业，由于受过伤，嘴是歪的，我们都叫他歪嘴儿老师。那时初中毕业，在村里就是有学问的人了，可以教书了，我早已忘了那时候在学前班学习了什么知识，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天放学后，父母们都催促着我们拿着筐，都田里去割草，回来喂鸡喂羊。那时候，我是如此的厌恶劳动，什么时候放学能够痛快的玩会儿成为儿时最大的奢望。

一转眼，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用破布块给我缝了个书包，那是我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书包，可以说从背上书包的那一刻起，我走上了改变我命运的旅程。娘说：“三儿，上学一定要好好读书，要不将来长大了还得土里刨食，受累啊！”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这句话也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虽然只有7岁，我早也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苦。好好读书能让我不在受苦、受罪是我最真切的感受，虽然没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来的伟大，但是它是农村人最朴素、最原始的想法。

由于我们村比较大，村里就有小学，省去了出村读书的麻烦，每天清晨，几个小伙伴在我家集合，一起背着小书包穿过梨树林，大概走二十几分钟就到学校了。最难熬的就是冬天，学校没有暖气，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带几个玉米棒子芯（注：玉米去脱粒后剩下的部分）到学校后生火，那个时候一到早晨，每个教室烟熏火燎，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这就是苦中作乐吧。一到冬天，大部分学生手、脚都被冻肿了，父母们都习以为常了，也都不太在意。大部分农村的父母对于孩子的学习都是顺其自然，爱学不学，他们更关注的是地里庄稼的收成、外出劳作的收入。我的母亲对于我们哥三儿的学习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她总是在我们耳边唠叨：“咱家就这两间房子，你们哥三儿不好好学习，将来媳妇都娶不到。”在母亲的督促下，我学习一直很努力，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

6年的小学生活转眼就结束了，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正赶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乡里的中学的四层教学楼落成，我们是第一届。个人的命运又深深的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我的很多同学因为这个政策的落实顺利上了初中，走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垂青！ 

乡里的初中距离我们村10里地，那个时候都是三五成群的骑着自行车上学，没有大人接送！一踏入中初中的大门，我们都充满着新鲜与好奇，10里地的上学路，对于从小劳作的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你是元村的？”一个年轻的老师问我。“是”，我怯怯的回答。“那你认识永强吗？”那是我大哥，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我回答：“他是我大哥。”那个年轻老师点了点头。

二

年轻老师的问话，让我想起了大哥的点点滴滴。我的大哥在90年代是我们村唯一几个上了高中，考上大学的人，一直是我的榜样！大哥性格坚忍，在母亲的唠叨下，学习一直很努力，村里人常说：“拿着锄头读书的就是村东头人家的老大。”母亲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喜滋滋的，大哥的努力换来的是各门功课的优秀，这也是母亲引以为傲的。大哥初中毕业，面临着两难的抉择，是上中专，还是上高中？那个时候，中专热，上两年毕业了，国家分配工作，能够解决家里的实际困难；而上高中将来可以读大学。对于没有读过两年书的父母来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老大，你自己的路自己决定吧，爹娘也不知道怎么办！”大哥一直很有主意，他坚定的说：“娘，我想上高中，读大学。”那一届初中毕业生，只有大哥一个人上了高中。后来证明，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大哥的命运！  

高中开学了，大哥带着学费，驮着小麦去县里上高中。那个时候带着小麦到学校可以换饭票，高一，高二每次大哥回家都驮着小麦返校成了我久久的记忆，当然还有母亲为他准备的一大罐炸酱。我常常幻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骑着自行车离家去上学啊！高三那年大哥不用在驮小麦了，听说学校开始收钱了，拿钱买饭票了。社会的发展一直影响着我们普通人的生活，1992年，大哥高考，考上了地质专业的大学，改变了命运，也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家庭。每次暑假、寒假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大哥会带回好多书籍，我刚刚上小学4年级，被这些书籍深深的吸引，那时才知道外面还有这么广阔的世界，大哥还给我们讲述了许多经历，我一直幻想也能走出我生活的村庄，像大哥一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读书，唯有读书才是出路。有时候，命运的改变也需要引导。

大哥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大哥是幸运的，那是国家包分配的最后一年，个人的命运又和时代紧紧得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努力奋斗，更需要顺应我们所处的时代，顺应时代的给予和剥夺。大哥被分配到省级的地质部门，按照俺爹俺娘的话说“有了铁饭碗！”

三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负责教你们语文，我叫张云芝，我今年刚毕业，和你们的哥哥姐姐年龄差不多，你们叫张老师也行，叫我姐姐也可以！”啊！我刚到学校问我问题的，原来是我们班主任。我心里疑惑，她为什么会注意我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我大哥的高中同学。就这样，在懵懂中，开启了我的初中生活。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乡里不同的村庄，有的距离学校近，有的距离学校非常远，还没有公路或者砖路，一到下雨天自行车就不能骑了，只能步行或请假。我们村由于挨着国道，从学校到村口这段还没问题，一下国道还得穿过大片的农田，走一段土路，遇到下雨天自行车只能扛着。我记得初一上学期一天，刚骑到村口大雨就瓢泼般下了起来，自行车没骑几下，前后就都塞满了泥，怎么蹬也蹬不动，一下摔在了路上，满身的泥，我坐着哭起来，前后无人，那种无助、委屈我仍记忆犹新。没办法，只能扛着走，但走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我就找了个小树棍，一边抠着前后自行车的泥，一边推着走，平常十来分钟的路程，那天整整走了一个小时，走走停停，雨水混着泪水苦涩的流进嘴里，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家时，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正在屋顶吃力的用塑料布苫盖漏雨的屋顶，也已经全身湿透，“三儿，没事吧，赶紧洗洗吧！”看到母亲的那一刹那，我的委屈一扫而光，她何曾不想去村口接淋雨的儿子，但家里已经漏的不成样子，还得指望她处理，一句“没事吧”，包含了她对儿子的担心和歉疚。我说：“没事，娘。我帮你吧！”母亲说：“不用了，快好了，赶紧洗洗去吧，锅里还热着馒头，你先吃点饭。”每当遇到下雨的天气，我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天的场景，也许困苦能激励我们去改变本属于自己的命运！

没过几天，来自不同的村庄的同学就都熟悉了，我的同桌是来自龙观村的，叫张立龙，新书包、新文具，还有汽车玩具。

那时候，改革春风已经吹向了农村，脑子活的农民已经开始做各种生意，各种皮包公司应运而生。我们村很多人都“跑业务”，说白了，就是拿着一个皮包，假装某个国营大厂的业务员，去跑订单，回来后，由小作坊生产，从中赚取差价。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跑电器方面的，所以俗称叫“跑电料”。一个绝缘杆能有十几倍的差价，利润非常客观。那个时候各个方面都还不正规，没有招投标，说白了就是疏通关系订你的货，一个“跑”字到道出了农民的智慧。

我的同桌，他家“跑卷子”，就是盗版书籍资料，那时他家有印刷机，由于比正版的便宜很多，在南方的很多小城市很有市场，他家也赚了不少钱，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发户”。张立龙不爱学习，整天就是玩，上课也不听讲，老师们也管不了他，他总是说：“读书好有什么用啊，看我老爹只有小学文化，不是照样挣钱吗？我上两年没准就不上了，做生意去呢。”那个时候，能不能赚到钱的评判标准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每一代人身上都有他们生活时代的烙印。我俩很合得来，总是一起玩儿，由于在入学时我成绩比较好，在加上班主任是我大哥的高中同学，张老师让我当班长，我上学晚一年，比同班同学大，大家都叫我“老班长”。  

那个时候，在农村，初中生打架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受香港的古惑仔、赌神的录像带影响，很多学生开始抽烟，留长发，打架。离学校远的村的学生总是受欺负，现在想想，那就是现在所说的校园暴力吧。我的同桌张立龙也和那些学校的小混混混到了一起，总是逃课。有一天，张老师突击检查自习课，发现同桌不在，问我：“张立龙干什么去了？”我说：“可能去厕所了吧。”“说谎，是不是又逃课了。”为了讲义气，我没有说。后来，听张立龙自己讲，张老师在台球厅站到了他，用台球杆打他，把台球杆都打断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一次，几个学校的小混混看我不顺眼，把我叫到厕所(那个时候，打架都是叫到厕所)，说：“早看你不顺眼了，学习好就厉害啊，听说你爱找老师告状，今天就教训教训你。”上来就要打我，幸好同桌及时赶来，说：”这是我哥们，我们拜过盟兄弟了(就类似桃园三结义那种)，欺负他就是欺负我。”那几个混混，也知道立龙的厉害，就没在纠缠我。立龙说：”老班长，要不我们找几个人真拜盟兄弟吧，那样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我说：”好啊！”我们俩找了几个不错的，约好周末去新建的火车站旁。那个时候，一到周末都是各个村的互相骑自行车互相找着玩，我们几个到京九线的一个小站玩，那个时候对于农村的小孩来说看火车是最高兴的事。京九线刚刚建成通车，我们去的那个小站离我们乡不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看见火车，在火车的见证下，几个孩子结成了同盟，当然在学校我们也都没挨过欺负。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我们不在“My name is Li lei. ”旁注解汉语发音，学会了音标时，我们步入了初二。早恋，是那个年代初中生活不能回避的词汇。我们邻班的一个女孩时常出现在我眼前，她叫李秀，家在我们邻村，一双大大的眼睛，我们都默默的关注着对方，只有四目相对时的羞涩才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彼此喜欢。那时候学校不允许早恋，让学校发现轻则叫家长，重则开除。我们很少说话，只有晚上放学时，故意让各自的伙伴先走，我们彼此等着对方，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她们村在我们村的前边，离学校更近一些，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偶尔说说各自班级有趣的事，每次到了她们村头，她总是快骑几下与我拉开距离，怕被人发现。但世间没有永远的秘密，只是时间长短。一次，我们回家刚出校门，她的自行车突然被扎了，没气了，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说：“要不先把车放在学校，你坐在我好自行车后面，我送你回家。”她没有回绝点点头默许了。第二天，我刚一进教室，几个同学大声嚷嚷：“老班长谈恋爱了。”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没有，你们瞎说。”我辩解到。张立龙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老班长，别瞒着了，你昨天驮着人家回家被咱们班大头看见了，你这地下工作做的够保密的啊，哥们都不知道啊！”我彻底无语了，心想：“这下完了，老师肯定会知道了。”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也无心听讲，这样熬过了几天，当然放学和李秀也没有在一起走过，在学校我们也都互相躲避着。我猜想，她肯定和我想的一样，千万别让老师知道。对于我们来说，那将是天大的事。担心并不能化解危机，该来的总会来的。一天放学，张老师阴沉着脸说：“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找你有事。”在我的印象了，老师还从来没有这么严肃的和我说过话，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跟在老师后面，到了她的办公室，别的老师早已都回家了，只剩我们两个人。“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张老师直截了当，语气听起来非常的生气。如果两个人一起回家，一起聊天，彼此有好感也叫谈恋爱的话，我想我们是的？我想辩解，但又不敢。当时学校对早恋绝对是“严打”。但什么是早恋，学校应该没有明确的标准，但一个女孩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肯定是标准之一，我无力辩解。“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你各门功课都不错，如果努力学习，考上高中，上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你想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毁了自己的前程吗？”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我的内心，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走出农村，离开“一个汗珠摔八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后来，张老师又和我说了很多，举了很多早恋影响学习的例子。谁的青春没有过躁动，但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经历的辛苦劳作，清楚的告诉我：“躁动的青春不属于你，哪怕它不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一周，我没有再见过李秀，心里有些矛盾，希望见到又怕见到，我让张立龙打听打听，他回来告诉我：“李秀辍学了。”她的父母认为她学习不好，上学也没什么出息，还不如早早辍学，回家还能帮大人分担一些。愧疚、自责，内心五味杂陈。我想肯定是我们的事直接导致了她的辍学。孩子的世界有时很天真，但有时也很复杂，有时候我曾尝试回忆当时的处境，追寻当时真正的内心，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生活还在继续，初二辍学的学生明显增多，有时候我在想，也许没有我和李秀之间的交往，她的父母也会让她辍学的，现在想来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吧了。

四

辍学，在90年代农村的初中非常普遍，一个学校初三毕业时至少有百分之二十学生中途辍学，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有的是因为不爱学习，有的是打架、早恋被学校劝退，不论是何种原因，我总认为或多或少都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很多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人，钻政策的空子，一跃成为“暴发户”。当然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一天放学，父亲把我叫住：“三儿，教爹写写英文字母吧！”“啊！爹你学英文字母干啥啊？”“这不，你二舅跑电料挣了不少钱，我想跟他学学，让他带带咱家。”爹说这话时有些不好意思。“你二舅说电料上有很多英文字母，最起码得认识这个。一辈子土里刨食，老实的父亲，也被那个时代一切向“钱”看齐的社会思想所影响。也是，我们又有谁不受自身所处的时代影响呢？我教父亲认识了几遍26个英文字母，也不知道他学会没学会。几天后，母亲买了几尺布，给父亲做了个西服，他和二舅真的出发了，听说去了南方的某个城市。

我天天盼着父亲能尽快回来，当时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父亲，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还是照常。一天，我和从小的玩伴老凯一起放学回家，一边走一起聊，他突然说：“三儿，我不想上学了。”这时我们已经快到村头了，正好有一片麦田，我俩就下车坐在田头聊起来。我说：“为什么啊？”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他诺有所思，说：“我想挣钱，反正我学习也不好，上学也是白上，还不如早点挣钱呢！”老凯家确实不富裕，应该说是贫穷，他们兄弟两个，哥哥还有些傻乎乎的，他的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村人，按照村里人的说法就是“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改革开放、新的思想、观念好像与他们绝缘，他们仍然是埋头苦干的种着那一亩三分地，是最朴实农民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农民，认命了，我想这才是最可怕的！我说：“你也想像你爹娘一样，整天土里刨食吗？一辈子忍受贫穷吗？”他说：“不，我想出去打工！”那个时候，很多农民走出农村去城里打工，主要是干体力活，扛水泥、搬砖之类的。我说：“你才十四岁，你能干啥啊？”他说：“咱们村很多小年轻不都去南方打工了吗？我已经想好了，出去打工。”我本想劝他几句，看他那么坚定，也就没在说什么。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聊未知的将来，回忆我们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很晚我们才回家，我没有想到是，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第二天，老凯真的没来上学，放学回到家我扔下自行车就去他家找他，“婶子，老凯在家吗？”老凯的母亲一看是我说：“老凯和他小叔去南方打工了，今天早晨走的，他本想早晨去和你说一声，但走的太早了，就没去，让我告诉你一声，他回来再和你一起玩。”说完这话，我看他母亲也扭过头去，偷偷的抹着眼泪。作为母亲，谁愿意让自己年幼的孩子外出受苦受累，但没有办法，贫穷在推动我们努力向前奋斗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太多的心酸和无奈。这就是我曾经生活的农村现状，当城里的孩子已经开始享用肯德基、麦当劳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试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艰难前行，这就是命运的考验，这就是生活的磨砺！

   过了几天，我晚上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发现父亲回来了，“三儿，看爹给你买了什么，新书包，还有好吃的！”我高兴极了，猜想父亲这一次一定是挣到钱。后来我了解到父亲和二舅这次去南方跑了个大业务，挣了不少钱。我唯一想不明白的是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父亲是如何和国营大厂的人谈的。在父母的聊天中，我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父亲和二舅坐了40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南方的某个城市，二舅有经验直接去找当地的电厂，电厂对电料的需求大。到了电厂人家一听是河北小厂来的，连大门都没让进，父亲和二舅没有放弃，连续几天都到大门口守着，时不时给看门的人递烟，临走时还给人家放下几盒烟，看门的人不知道是因为被感动，还是因为送的烟起了作用，对我父亲和二舅说：”你们明天下班来，我给你们指个人，如果能和他搭上关系，订货绝对不成问题。”我父亲和二舅千恩万谢，把包里所有的烟都给了他。第二天下班前很早就到了，看门的人说：“一会儿下班，你们看有一个个子高高的，带着眼镜，自行车擦的锃亮的，那是材料科贾科长，负责定货的。”一下班，看门的人直接把那个贾科长指给了父亲和二舅。一下班，贾科长刚出厂，父亲和二舅找到他，说：“贾科长，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我们是大北电器开关厂的，你们需要的电料我们都有，这是我们的材料，您看看吧！”所谓的大北电器开关厂不过是杜撰出来的，村里人出去跑电料各种名字都有，说白了都是皮包公司，那个时候资讯还不发达，真假也无从查起。贾科长说：“我们是国营大厂，怎么能用你们的产品。”我父亲一听心凉了半截，二舅没在意，继续说：“贾科长，虽然我们是北方小厂，但我们的质量过硬，很多电厂都用我们的产品。”贾科长极其不耐烦的说：“好吧好吧。”径直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二舅说：“有门。”父亲心里却犯嘀咕。二舅有经验，打听到了贾科长的家庭住址，登门拜访，贾科长看到父亲和二舅很惊讶，二舅直接把买的茶叶和烟酒塞给了她，说：“贾科长，这是一点小意思，请你笑纳！”他象征性的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说：“明天来我的办公室谈吧，我好好看看你们的产品。”二舅赶忙说：“好的，谢谢您！”回去的路上，二舅对父亲说：“我们为什么叫跑电料呢，说白了跑字最关键，就是建立关系、疏通关系、维持关系，靠什么呢，靠礼品，靠回扣，那些价值不菲的礼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做法违规，甚至是违法，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农村的农民只能通过这一条最便捷的路，获得订货单，这也与当时的监督机制和招投标机制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就是现在这种做法也时常存在，人性的贪婪也许不能被消灭。

    第二天，父亲和二舅早早来到了贾科长的办公室，和二舅预料的一样，一切都很顺利，简单的谈了一下产品，由于二舅的回扣给的非常高，贾科长也很满意。就这样父亲的第一次跑业务非常成功，当然二舅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后来二舅又带父亲出去了几次，父亲摸着门道自己单干了。这也是农村宗族关系的一个特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挣了钱，会带动其他亲戚一起干。父亲那两年挣了钱，我家也买了拖拉机，盖了新房子，日子逐渐好起来了。而我也顺利的考上了县一中，离实现走出农村的梦想又进一步。

五

中考时我们班只有包括我之内的3个同学考上了县一中，有几个同学上了中专，其余大部分同学初中毕业就回村务农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大哥中考的年代，考中专还是第一选择，因为中专毕业国家给分配工作，上高中是第二选择。到了我中考的年代，由于国家不包分配，考高中上大学成了第一选择。  

   高中的学生一部分来自县里不同的乡，还有一部分是县城的。像我们来自乡里的孩子需要住宿，初入宿舍，我也有些吃惊，一间小小的屋子上下铺住20个人。不过，大家凑在一起还是很高兴的。“我叫王宇峰，十二里铺中学的”，“我叫尚文举，景合中学的”……大家七嘴八舌的做着自我介绍，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青春四射，活力无限的年纪，但我们谁又想到迎接我们的将是沉重的课业，青春将被无限制的压制，我们三年的高中生活只会有教室、宿舍两点一线。因为这是我们大部分人改写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已经长大，自农村的孩子都经历过田地里劳作的辛苦，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每天早晨6点起床，6点30分上早自习，7点30分吃早餐，8点上课。所谓的早餐就是玉米粥、馒头和咸菜，宿舍里每天轮流由一名同学负责打饭，每当吃早餐，我总会想起农村喂猪的场景。有时候，大家会从家里带不同的下饭菜，有的带炸酱，有的带芝麻等等，大家一起分着吃，虽然苦，但大家有说有笑。中午饭是自己拿着饭盆去食堂打，一般几毛钱就能解决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太紧，大家都不回宿舍吃，就都蹲在操场吃或者找个砖头坐着吃，那场面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北京定居后，有时看到一些务工的农民兄弟蹲在地上吃饭，我总会想起我的高中生活。那时候除了少数县城的孩子，大部分农村孩子都起这样，所以大家也没觉着苦。

    走过高一、高二，转眼到了高三，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这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的标语随处可见。大家连走路都加快了步伐。我们宿舍一个同学叫张华，晚上睡着了做梦都大段的背着英语，这就是高三备考的写照。那时我们生活中只有学习和老师的“怒吼”。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场非典打破了我们备考的节奏，学校宣布“全体放假”，回家备考。那个时候板蓝根都已卖的脱销，人人谈非典色变，人人处在恐慌中。没办法，我们只好背起被褥，骑自行车回家备考。刚到村头，我就被村里执勤的人拦下来，那个时候以村为单位，在每个入村的路口有人把守，新回村的人必须在村外的帐篷生活三天，才能进村。我就这样在村外生活了三天，家里有人把饭送到村口。控制传播的源头是防控非典最有效的方法，但也让备考的我受了三天的煎熬。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父母让我全心备考，地里的活也不让我干，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幸福的。随着非典疫情的逐渐减退，在高考前夕我们可以返校了。同学倍加珍惜这最后的复习时光，希望时间能够走的慢些。但随着高考的到来，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结束了。我们迎来了人生中改变命运最关键的一次考试。那个时候没有“旗开得胜”家长旗袍装、没有全家齐上阵的翘首以盼，没有高级宾馆和饭菜，甚至有的家长还不知道孩子高考的日子，他们还在田地里劳作，在工地上务工。我们中午考完，几个同学在考点的外面吃碗炒面，找个地方坐一会儿，简单休息一下，准备下午的考试，这就是我们当时高考的真实写照。有时孤军奋战更能激发斗志，因为心里无所依靠。两天的时间很短又很长，短的是答题的时间，长的是等待的时间。改变我们命运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接着是漫长的等待出成绩的时间，很幸运，我的成绩刚好是一本线，上一个不错的二本没问题。填报志愿时老师说机械专业就业率还挺高的，可以报考。就业率是农村孩子填报志愿的最重要的参考之一，因为国家已经不包分配工作，就业率高意味着可以找到工作，我报考了一所工科院校。

六

在家等待录取消息的日子，我去县里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每天十几块钱，负责推沙子，搅拌水泥之类的，那时想，也该为家里分担一些了。那几年，由于国家的政策对于皮包公司管理的比较严，许多企业都实行了招投标，父亲跑业务越来越不行了，有时候出去一趟还赔不少钱，再后来，父亲干脆就不干了，重新开始种地，打零工。时代在变化，跟不上时代就会被时代所淘汰，父亲虽然已经对26个字母非常熟悉了，但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像父亲一样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属于他们辉煌的90年代已经过去。后来，听父亲说那个贾科长由于私拿回扣也被抓了起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的国家也正在逐步纠正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违规，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公平正义有时不时一蹴而就的，总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只有去适应才能更好的生活。当城里的孩子高考完，外出游玩时，大部分的农村孩子还在田间地头、建筑工地汗流浃背的抒写自我奋斗的“史诗”，虽然过程是苦涩的，但内心却是充实的。

     一天下午收完工刚回到家，母亲对我说：“三儿，老凯回来了。”我一听高兴极了，他这一走五六年没有回来，我们偶尔通次电话，我说：“娘，我去找他去。”娘说：“三儿，别去了，老凯没了……”娘哽咽了。我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没了，什么意思？”娘说：“老凯，被炸死了，尸体被运回来了！”我的脑袋彻底空白了，眼泪夺眶而出，老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放羊，一起上学，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上次我们通电话，还说等我考上大学，好好给我庆祝庆祝呢。我没敢去他家见婶子，怕她看见我更伤心。原来，老凯这几年一直在南方打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也挣了些钱，大部分都寄给了家里。后来，在一个烟花爆竹厂稳定了下来，负责制作爆竹，由于厂子管理不严格，一次烟花爆竹爆炸出了事故，老凯和另外两个人被炸伤了，送到医院人都不行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村里人都说：“多好的孩子啊，这就是命啊！”是啊，命运不可预料。我一个人坐在我们最后一次聊天的地头，回想曾经的点点滴滴，不禁泪流满面，我怨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十四五岁就外出打工，尝尽了人间的辛苦，却最终没有换来脱离贫穷的梦想，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愿老凯在天堂没有疾苦，愿命运能够眷顾来生的他！

  一天，学校来电话让我去学校取录取通知书(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邮政投递)，收到这个消息我激动的一夜都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我就起床了，早饭都没吃，骑上自行车直奔学校。18公里的路程，我骑的飞快，怕去晚了录取通知书会飞走似得。我到学校时，还没有开门，在门口焦急的等着，一开门我第一个冲了进去，“老师，我来取我的录取通知书。”负责的老师，问了我的姓名和班级后，找到录取通知书交给我说：“祝贺你同学，马上就是大学生了。”我激动的说：“谢谢您老师！”我走出办公室，没有马上回家，来到了学校的操场上，找了块砖头做了下来。望着尘土飞扬土操场，回想起了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蹲在操场吃饭、老师授课时的情景一一浮现在眼前，我不禁紧紧的攥了一下拳头，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老凯呢，难道他不努力吗？命运让人捉摸不透，但我们不能因为命运的无常而放弃我们曾经的理想，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其余的就交给老天吧！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向我曾经生活的校园说再见，我骑上自行车，离开学校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刚刚骑了一半，天突然阴沉了下来，看来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了，我飞快的蹬着自行车，生怕下了大雨，把我包里的录取通知书淋湿。快到村头时，大雨突然下起来了，我下意识的用手一捂背包，没想到自行车前轮一滑，我摔在了路中央，这时听到后面一个大卡车刺耳的鸣笛和由远而近的刹车声，当我推着自行车站起来时，发现大卡车近在咫尺。卡车司机摇下玻璃骂了一句：“他妈的，你不要命了。”这时雨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也顾不上他说些什么，赶紧看我包里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湿了一些，我马上脱下上衣，紧紧的包裹着背包，骑上自行车向家奔去，卡车司机在后面又大骂了一句“神经病！”我很快就到了村头，下了国道，那时候，村里的土路，已经铺成了砖道，自行车不在塞泥了，我飞快的骑着，手死死的护着背包，终于到家了。母亲看到这样，忙问：“三儿，这是怎么了？”我这才发现，我的腿、胳膊都破了，血还流着。我怕母亲担心，没敢说实话，说：“没事，摔了一跤！”我把已经淋湿的录取通知书给母亲看，“娘，我被大学录取了！”母亲一看，激动地眼泪都留下来了。“三儿，赶紧洗洗去，我去你大伯家叫你爹去！”娘一路小跑的奔大伯家，连雨伞都忘了拿。

就这样，我被大学录取的消息，传遍了全村，村里人都说：“你看人家孩子多有出息，两个大学生，祖坟上肯定冒青烟了！”把子孙的福气归功于祖宗的庇佑，一直是人们固有的想法。娘听到这样的夸奖，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神情。但谁会想到家庭的厄运正在降临。

七

一天，村里的治保主任找到我家对母亲说：“你家老二犯事了，聚众打架，被公安抓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瘫坐在了地上，父亲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嘴里说着：“不孝子啊，不管他。”

二哥从小不爱学习，调皮捣蛋，按照母亲的话说：“老大和三儿就没让人操过心，从小就没挨过打，老二挨的打最多了，但还是管不住。”母亲说这话时，总是掉眼泪。二哥上初中时和人打架把人家的眼都快打瞎了，父母管不了，初中毕业就安排他当兵去了，我们不知道二哥在军队是如何度过的，父亲跑业务时路过他所在的部队曾看过二哥一次，说挺好的。过了几年，二哥复原回家了，明显比当兵前懂事了很多，母亲逢人就说：“还是军队锻炼人啊！”可好景不长，二哥以前所谓的朋友又来找他，一起吃喝玩乐，有时人的命运和结交的朋友有密切的关系。父母做梦也没想到二哥会做这样的事，虽然生气，但作为父母，还得尽一切可能找关系减轻刑罚。父亲拿着礼品和钱四处找人拖关系，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来，找到了一个远方的亲戚，人家帮忙问了问，回来说：“你家老二一个人全扛下来了，说是自己干的，不肯招认其他人，如果招认了其他人，还有可能减刑，你们最好劝劝他。”后来，父母被允许见一面，也劝了二哥，但没起到任何作用。义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二哥被判了十年。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十年的青春将在监狱中度过。二哥的事给我们这个家庭造成沉重的打击，母亲以泪洗面，父亲整天唉声叹气。我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熬过的那段岁月，一夜之间，他们好像苍老了许多，而我却无能为力。

生活还得继续，只有时间能够磨灭心中的痛苦。大三暑假时，我曾陪母亲去监狱看过二哥一次，交一些钱可以陪服刑人员吃一顿饭，母亲舍不得，我把勤工俭学的钱拿出来给母亲，说：“来一次不容易，还是一起吃个饭吧！”饭桌上，二哥偶尔问一句：“三儿，上学咋样啊？”我说：“挺好的。”母亲嘱咐道：“老二，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我想这几年，这句话母亲不知道已经和二哥说了多少遍。我曾深深的怨过二哥：“好好的家庭就被他搅乱了。”但也许这就是命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家庭的命运。母亲后来嘱咐我和大哥最多的话就是“穷不怕，犯法的事咱可不做，不是咱得东西可不能乱拿！”我一直把这句话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学习、生活、工作中从来没做过违规违法的事，也许这就是最好的人生教育吧！

八

离大学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心也像小鸟一样早已飞向了大学校园。等待的日子，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去乡里的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负责办理的公安人员态度极好说：“小伙子，你的户口不再是农村户口了，变成城镇户口了。”户口一直是区分城里人和农村人身份的特殊存在。可以说，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上大学是转变户口身份的唯一出路，按农村人的说法是“吃公粮了！”爹娘也一直做着我上大学的准备，最主要的就是上大学的学费，家里已经没多少积蓄，3000多元的学费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何况还有住宿费、饭费，这时大哥来电话了，说：“娘，三儿的学费你们不用管了，我管！”娘说：“老大，你在外面上班也不容易，还得攒钱买房子娶媳妇，怎么能全让你管呢？”大哥说：“那些事都不着急，我找个机会回趟老家，把钱拿回去。”那个时候大哥刚经上班几年，手里也没什么积蓄，但为了家庭，为了不让父母为难，为了让我顺利的上大学，把攒的钱都给了父母，上学费用的问题也解决了。有时候我想，要是没有大哥的钱我会怎样呢？有时候，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紧紧的拴在一起，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为了节省路费，我没让父母送我去上大学，独自踏上了1000多公里，20几个小时的路程。在这以前，我最远就到过上学的县城，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我先坐汽车到省会城市，大哥给了我买了火车票，我独自踏上了旅程，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九

初入大学，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办理完入学手续，我赶紧拿着行李直奔新分的宿舍，宿舍楼底下有学长帮助办理入住，“欢迎新同学”的标语随处可见。我被分到了505宿舍，不再是20个人的大宿舍，而是4个人的房间，上铺睡觉，下铺是写字台，条件非常不错。我正收拾，一名同学推门进来，后面跟着两个家长，“你好，我叫王立雷，这是我的父母。”我正收拾上铺，赶紧跳下来打招呼并做了自我介绍。张立雷来自杭州，典型的南方城里人，家庭条件十分优越，在我们还不知道手机为何物的时候，他入学时家里已经给他配了手机。我们正聊天时，门被推开了，一名同学被学长送上来了，他怯怯的说“这是505宿舍吗？”我说：“是”赶紧帮助他拿行李。他说：“我叫朱亮亮，甘肃人。”我和张立雷也各自做了介绍。宿舍最后一个来的是东北人，一进门就大声说：“各位同学好，我叫罗一山，叫我大山子就行了。”我们宿舍的人都到齐了，大家收拾好，一起到校园熟悉环境，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大学生活。

    大学期间，我一直保持着我上高中的习惯，6点起床，早早的到教室上早自习，按时上课，参加的社团活动也很少，空余的时间就带家教挣钱。张立雷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十分的活跃，学习成绩也可以；朱亮亮是甘肃来的，入学的成绩排名较低，学习一直很吃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分的节水，刚到宿舍时的前几天，时不时的看看水龙头，后来我才了解到，在他生活的地方没有自来水，只有水窖，吃水非常困难。罗一山一入大学就放飞了自我，没过几个月就开始逃课了，虽然学习不努力，但各门功课都能通过。大学生活过得如此飞快，转眼就到了大四下半年，也到了找工作的关键时期，由于我学习成绩优秀，在学校组织的校园招聘时，我被北京的一个国企录用了。张立雷没有找工作，回杭州和父亲做生意去了。朱亮亮由于大三时迷上了网络游戏，挂掉了很多门功课，没能按时毕业，有时候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一旦没有了目标，来到充满诱惑的环境极易迷失自我，命运又一次改变，不过这一次不是向上而是向下。罗一山回东北了，听说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公务员的工作，每个人的命运有时和他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这是谁也不能回避的。毕业的时间到了，和大多数毕业的情景一样，我们忙着聚餐，忙着告别，忙着和我们的青春说再见，校园里充满着离别的气息！是时候背起行囊和大学生活说再见了，我踏上了返家的行程，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更加成熟，在改变命运的征程上更近了一步。我有时想“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不是对命运最好诠释！

结 尾

我又一次踏上了离家的旅程，不过这一次我将彻底告别农村生活，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奋斗、打拼，实现命运的多级跳。但迎接我的将是更多的挑战，我已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你是最后一个报道的，我们还以为北京户口你不要了呢？”人事科的人问我。我解释说：“我家在农村，没有网络，没看到咱们在网上的通知，户口落晚了。”她也就没在说什么，给我办理了入职手续。我们这一批共有5个人，入职培训完成后，开始分配，只有我一个人分配到了一线车间，其余4个人都被分配到了人事科等不同的科室。我去车间报道，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大学生就要先到一线锻炼，你去检修组吧，好好跟着师傅学！”就这样，我到了一线班组，师傅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和领导没走关系吧，这下有你受的了！”就这样，我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师傅们说话的含义，但庆幸的是我用自己的努力和坚忍在单位站稳了脚跟，后来在北京买了房子，结了婚，有了可爱的宝宝。

现在，我仍然在改变命运的征途上奋斗，从来不曾想过停歇，因为我肩负着父母的期待，家庭的重任，工作的责任。命运给了我太多的眷顾和考验，我不能辜负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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