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你将在现在尚未造起的城楼的旗杆上，升起什么样的新旗帜来欢迎我？
华兹华斯：诗起于沉静回味得来的情绪。
维特根斯坦讲：“我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能知道我在想什么。”别人的想法，可以通过其言行来推断和验证；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却往往虚妄，最终必须借助众人的耳目来调整，在生活之流中完成。这是《哲学研究》第二部分致力推导出的核心结论，也可以关联到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然而，心理描写的自负恰恰在于，它认为一个人不经过学习就可以天然明了自己在想什么。又是维特根斯坦的话：“我们谈话，我们讲出语词，只是到后来才获得一幅关于它们的生命的图画。”
而所谓“以小说之虚妄来抵抗生活之虚妄”鲁敏这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其实很容易变成一句自我逃避的托词，因为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生活中，对虚妄的认识程度，首先来自于对真实的认识，来自于对无法阐释无法析取的困难的认识。
我们读长篇小说，是希望看到无数的和我们不同的人的真实生活，希望理解世界如何在这样不同的人的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相继展开，并以此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生活。
余华，以及很多和余华一样“鼠标点一点，尽知天下事”的中国小说家，大概也都会嗤笑杜鲁门·卡波特式的偏执。作为一位已经写出《草竖琴》和《蒂芙尼早餐》的名小说家，卡波特竟然把盛年最好的时光和精力，挥霍在对一起谋杀案的追索上。整整六年的时间，无数次和犯人之间的通信和面谈，几千页的案件调查笔记，最后成就了一部厚厚的《冷血》，这时候，它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说家把新闻事件背后的复杂生活，把泡沫之下的整个大海，和盘托举了出来。没有人，罪犯也好受害者也好，只是新闻记者和公众以为的那个样子；甚至没有人，是他自以为的那个样子，甚至小说家自己也不是。有志向的小说家从来无意成为社会的公知，自始至终，他们只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典范。通过《冷血》的漫长写作，卡波特最终所完成的，其实是对自己内心深渊的毁灭性认识，他如此谈及那个杀人犯，“我和派瑞就像是同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走了前门”。
并且，我觉得，如果一个小说家拥有智性，就不该像一个人拥有钱包一样，可以随时宣布丢失；如果一个中国小说家能够反哺到现代小说的发源地，那么他一定并非时过境迁的焰火，而是恢弘浩瀚的洪流。
服务于日常生活和服务于幻觉，语词的这两个功用与时装接近，一个词，或一款衣服，往往命运类似，同新鲜、流行再到被厌弃，并在灰尘中等待未来某天带着细微变化的回归，在进入新的轮回。词典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词的来源、构成以及历史上的训诂，但常常无法告诉我们这个词在此时此地的真实意义，因为这个意义，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是通过它此时此刻的使用者，抑或承担者，来显现的。
对快感的追求，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小说这种艺术根深蒂固的内在要求。事实上，诉诸快感的小说家总是会大受欢迎，他们要面临的唯一危险，是他们作品中蕴藏的快感过于直接、顺畅，以至于被阅读者一次性地消费干净，以至于阅读者不再有重读的欲望，而唯有这样的重读欲望，或许才令作品从空间走向更久远的时间。
这种掌控他人的快感类似于性快感，一旦被激发出来，引发欲望，欲望导致行为，行为又激发快感。这源自快感的无休止循环本来只是人性最粗浅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智者和常人的差别仅仅在于，是有能力面对各种快感而保持自由，还是为自己的快感所奴役。
快感不同于幸福。幸福是一个充满争议有待证明的伦理话题，一个被视为幸福的人也许自己毫无所感，至于一个自认为幸福的人，格雷厄姆·格林说过，“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幸福甚至不属于此世，因为它涉及对人生整体的衡量，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但梭伦警告他说，“直到盖棺定论，才能称之为幸福”。但快感与之相反，它既是不证自明的，又隶属于每个凡人此时此刻的肉身，像群山中无尽的泉眼。
因此读《牛鬼蛇神》的感觉，就好比参加一个同学会，无论是喜悦还是失落，一一看清楚的其实是自己：从别人的变化上看到自己的不变，从别人的不变中看到自己的变化。
正如张炜在“自序”里提到的，“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和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在一篇谈论欧洲小说修辞的文章里，巴赫金说，“小说所必需的一个前提，就是思想世界在语言和含义上的非集中化……小说表现出来的非集中化，即话语和思想世界不再归属一个中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理查德·罗蒂乃至很多的当代思想家视为道德教化的新的承担者。这种道德教化并非要宣扬和传递某种神圣的真理或发现，而是重新描述和认识这个世界和自我的本来面目。通过这种小说书写，小说家明白没有一个人是他自以为的那个人，包括小说家自己，从而，他可以对一切外在的政治宣传、道德说教乃至个人的自以为是，报以满怀怜悯的嘲讽。小说家乐意接纳一切，不管那有没有必要，只要那是真实和诚实的。
“在写《跳房子》的那些年”，科塔萨尔，这个在长篇和短篇领域同样杰出的小说家，在一篇散文里写道，“饱和点实在太高了，唯一诚实的做法就是接受这些源源不断来自街上、书本、会话、每天发生的灾难中的信息，然后把它们转变成段落、片段、必要或非必要的章节。”
“必要或非必要的章节”，每个致力于长篇小说写作的人都应该反复咀嚼其中的深意，何为必要或非必要？或者，因何必要或非必要？这问题既面向小说，也面向生活。
，有南方的湿润和幽暗气息，可以令人耽溺其中像静立在临水的悠长小巷。
就像我们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也是不健全的，是为某种东西服务的，是随时需要为了某种更为崇高之物牺牲一切的生活。这种每个时刻都负荷意义的生活，是被计划统治的生活，也是可怕的受奴役的生活，长篇小说亦然。英国小说家威廉·特鲁弗曾比较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关系，他说，“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长篇小说模仿生活，我相信，好的长篇小说和好的生活一样，都应当有能力容纳承载一些无意义的时刻，这种对无意义时刻的接受和容纳，是对生活的诚实，也是对小说的诚实。
邱妙津的小说人物有着高度的生存意义，意味着自我的定义，意味着对生命的诚恳要求；而骆以军的小说人物则是分裂的旁观者，是丧失自我生活的人。黑格尔预言“诚实的灵魂”将被历史唾弃，而“分裂的意识”会节节获胜，我们身处的时代对此已做出了无数的印证。但随之而来的吊诡在于：那些在当下依旧顽强幸存的少数“诚实的灵魂”会生活得无比艰难，并在强大的时代压力下渐趋分裂；而那些如骆以军一般对“分裂的意识”保有内在认同感的当代人，因和时代精神相吻合，反倒弥散出一种基于诚实的安宁，我分裂，故我在，于是荒怪与美善一体，淫猥和纯真并进，生命转而成为一种单细胞分裂式的弥天弥地的华丽景观，思辨和观看代替了具体的生活，不再有集聚自身的生命，不再有朝着某个方向撞得头破血流的生命。
在邱妙津那里，写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或者说，为了不能完成的更好的生活；而在骆以军这里，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写作，他有如我们时代里任何一个普通平常的经验匮乏者，只是为了写作，他需要比常人更贪婪地捕食生活经验。邱妙津的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充满生活激情的人，她和她的死，成为另一个充满写作激情者的捕食对象，被后者撕裂、观看、思索，又被献上祭台，而这一切又都统统顶着现实生活好友和文学虚构创作的神圣名义，被堂而皇之的呈现、洋洋自得地呈现，带着一切所谓后现代哲思面具的呈现。在这样一个写作的祭台上，生活变成景观。死亡也变成景观，写作者本身也成为一种景观，不再有真正严肃的生活和写作，也不再有真正严肃的敬畏与悲伤，这才是这部《遣悲怀》真正令人不堪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生活和写作的双重亵渎。
维特根斯坦说，“幸福者的世界不同于不幸者的世界”，又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骆以军根本不懂得这些，因此也就无法懂得写作最后的秘密，因此他的写作虽然惊艳，却不能安慰和打动我。他的写作范式，犹如《遣悲怀》中他自己提到的“大麻小说”，是假迷幻的名义肆意僭越伦理，以浅人的幸福妄图昌言不幸，是吸毒者内部交流的小说，是这个世界丧失严肃生活的能力之后的小说，是无比虚弱的小说。
现代文学的能量、意识以及机智，其实都来自于对那经过权力的眼睛整理过的虚假生活的猛烈抨击，而小说家的天职，按照亨利·詹姆斯的说法，是去描绘那未经整理的生活，去想象和创造那缺失的真实世界。在那里，麻雀就是麻雀，土拨鼠就是土拨鼠，它们之间的碰撞不是善与恶、好和坏的碰撞，而是一个生灵与另一个生灵之间喜怒哀乐的碰撞。
“至少从某种意义上，”G.K.切斯特顿说，“读坏文学比读好文学有价值。好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坏文学则可以让我们了解许多人的思想。一部好小说让我们如实地了解它的主角，一部坏小说则让我们如实地了解它的作者。”
对小说家而言，没有一个抽象的群体，没
有一个抽象的地狱天堂，只有个体，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个体。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如今的确已生活在地狱之中，每天的确已穿行在韩松所谓的地狱般的地铁中，那么，我愿意用来作为慰藉和消磨时间的小说读物，也不是韩松式的，而是卡尔维诺式的。因为，在《看不见的城市》末尾，这位感受过法西斯暴政的意大利小说家曾给予我们一种非凡的精神洞见：“在地狱中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抛开一切理论的教条，我们从真正的文学中期望得到的，有两点大概永远都不会改变，那就是“美学乐趣”和“精神洞见”。
法盖：如果一个人坚持从那种看了也不懂的观点出发来看书，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会做到什么都不懂，并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成为白痴。
“ 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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