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把我带回了逝去的岁月长河。那天晚自修，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突然有个同学跑下来跟我说:“班主任，我们班的WS要和其他班的打架。”我一听就慌了，打架从来没有在我们班学生的身上上演过。
我马上找WS下来了解情况，起因是他打水洗澡时，他自己插队。他这种行为引起了其他同学的不满，随后就引发了口角之争。晚读下课之后，他被叫到学生宿舍楼，一帮人围着他，说要打他，最终没打成。
WS咽不下这口气，放话出来:明天星期五下午放学时，学校路口不见不散，谁不去谁就是孙子。还说自己找好了帮手，是在社会工作的表哥和朋友。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已经发展成为校园欺凌事件了，除了班主任妥善处理外，还需要报告领导。
于是和另一个班班主任商量，把双方家长叫过来一起处理这件事情。但是WS的父母远在广东，没有办法回来。近在学校的亲戚，由于是领导，事务繁忙，也没有时间。只好由班主任来全权处理这个问题了。其他班学生的家长来了，然后在我们班主任的调节下，大家互相握手言和。
以为这件事情告一个段落，可棘手的事情还在后头。
虽然我们劝WS不要再惹事，但是在他表哥的唆使下，先前打架的苗头再次掀起。我多次苦口婆心地跟WS做教育思想工作，并且和他家长取得联系，让他们配合一起教育WS。他家长刚开始也勉强同意了，但是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儿子并不上心。但是WS并没有意识到错误，反而变本加厉。他一直觉得别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一定要报复。我只好请领导出面解决这个问题，WS自然而然被领导批评了一顿。
这时候，他表现出各种不满，在领导面前数落班主任的种种不是。更严重的是，他表哥发了一些侮辱老师的黄色信息，甚至威胁老师。
此时，家长的电话打不通，信息不回。我当时严重怀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如此难堪的地步，为什么要选择教育这条道路。
回想他平时的表现，初一时还是非常的有礼貌，懂得关心老师，知道我感冒，会在日记写上一两句温暖的话，嘱咐我多喝水。上课比较认真，作业也能够按时完成。到初二时，好多同学反映他说话比较粗鲁，而且动不动就说谁敢惹我，因为他是领导的亲戚。任课老师也经常反映他上课睡觉，自修说话，带手机回学校，违反班规，影响学习。根据他的表现，前后多次帮他做思想教育工作，软硬兼施，每次他都会说:放心吧，老师，我一定会改正的。多次与他家长沟通，有时候家长根本不理，说这是他自己的事，家长不管。
这一次事情，他也与领导闹翻了，领导也无可奈何。后来领导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问心无愧就好。先冷处理，注意观察他的表现。
下午时，他来找我请假，并且向我道歉。当时我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对，我承认是因为他的道歉。有时候，给学生冷静的时间，不和他较劲，反而会有意外的收获。
后来，每逢节假日他都会经常给我发信息，问候我。
后来和他聊天，他说原本不想来这个学校读书，因为伯父在这个学校，所以父母要求他来这里。他常年都是寄托在外公外婆家，与父母很少接触，父母也不怎么管。
问题生往往被老师忽视，被学生歧视，受家长责骂，他们经常生活在痛苦和烦恼之中。他们也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赏识。老师不要因为他们总犯错误而老是批评责怪，而是要更加关爱他们，主动接近他们，跟他们谈心，交朋友。要用爱来感化他们，利用“赞赏、表扬——鼓励”这服良药培养他们的自尊、自信。老师要善于用爱心点燃他们心中的那盏希望之灯，开启他们沉睡的心扉，别跟他们较劲，用爱帮他们扬起前进的风帆。
不只是我的班级有这种“问题学生”，其他班也存在。听同事说，他的班级学生经常爬围墙、打架、旷课，反正只要能想到的坏事，他基本全部都做了。班主任跟家长联系，希望通过家校合作，共同把学生拉回正常轨道。但是学生家长非但不配合班主任的工作，还经常不回信息、不接电话。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家长辱骂老师，怪班主任不把他小孩教育好，把一切责任怪罪到班主任头上。联系多几次，不只是学生本人，连家长都威胁班主任，说不要出校门口，要不然就会找人打班主任。这些事例，在我们农村学校时有发生，真的印证老同事经常说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小孩。
学生管理是农村教师的困惑之一，而且是各种困惑中最重要的困惑。学生来学校主要目的是学习，学习做人，学习知识，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就成了他们学习的桥梁。教书育人，成为班主任的指责。但是当班主任的生命受到威胁，尊严遭到践踏时，没有保护伞，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这也成为农村教师，同时也是普遍教师的困惑，该何去何从?当自己的价值观遭到质疑，人格不被重视，是否还要继续坚持教书育人?
马成杰发表在《教育文摘周报》中的《中国基础教育的困惑与思考》指出中国基础教育“偏重功利性文化知识传授与求知能力的培养，就会忽略做人的教养，轻视或回避现实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指导，就会脱离学生与社会生活实际，引导学生一心读书、求得高分，一切为了个人的功利目的，这是我国现实的基础教育让人担忧的倾向。”
虽然我国也提出“素质教育”的一些方案，但是因为没有哪一部法律明确提出保护教师的权益，尤其是与学生发生冲突时，学校和法律永远视学生为上帝。这给教师和班主任的工作加大了难度，管与不管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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