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中英雄美人的显著特点是：性格鲜明，不用太多的字句，写角色说的话、做的事，读者自然看到的性格。这是古典的文学方法论，到今天，仍应看取、借鉴。莎士比亚用这个方法，司马迁也用这个方法。古法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好的，用这种手法看其他文学，凡大品，都无赘述——近世的文学描写，太赘——所谓“大手笔”、“史诗式”，就是这个意思吧，希腊传统正是最佳典范。
其次，荷马史诗的“神”与“人”，既有性格上的相通，又有凡尘和天庭的差异，这差异分明是诗人设计的，然而极令人信服。这是希腊传统又一个好典范，至今值得体会、借镜。
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个特点：
迅速，直捷，明白，壮丽。
这四个特点，若读原文，可感更切。任何译文，均可传达四特点中之一两点。
荷马喜用“Similes”（简洁的比喻），极直接，不深奥，不暗示，也成了传统。后来的维吉尔、弥尔顿等史诗家都袭用简洁的比喻。有人统计《伊利亚特》的直喻共一百八十多处，《奥德赛》四十多处。
如形容希腊奔赴前进，如大火吞没森林；匆忙的声音，如群鸟噪音；军队聒噪时，如苍蝇飞鸣；军败退时，如羊群奔散。以狮比猛将（三十多次），如此，史诗显得辉煌。
荷马史诗不仅是文学，而且是文献。近世，希腊与周边国家发现荷马所写的城邑、器物，均分批出土，迈锡尼（Mycenae）发现了城墙与城门，还有国王的寝陵。殉葬器中，竟有《奥德赛》所记奥德修斯用过的金胸针，都与史诗所载相符，可见真实性。连阿喀琉斯的战车、盾牌，都找到了。特洛伊所在的海边发现了《奥德赛》所写的海王国，有弘丽宫殿的残迹。由此断定，史诗非虚构，而是实迹记载。荷马，是根据人类的世界而创造了一个荷马的世界。
扯远一点。
西方有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被我们称为唯心史观。克罗齐提出历史与艺术有相似性。他说：
一， 艺术不是抒发官能快感的媒介。
二， 也不是自然事实的呈现。
三， 也不是形式关系系统的架构与享受。
他说，艺术是个体性的自觉的想象。艺术家观察并呈现这种个体性。艺术不是情绪的活动，而是认知的活动。科学和艺术相反，科学要认知的是“普遍”，要建构的是一般性概念。科学之间，概念之间，要厘定它。
历史关心的是具体个别的事实。所以，要仔细对待事实，叙述事实，找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找出事实之间的关系。根据克罗齐的说法，历史并不在于理解它的客体（对象），而仅止于凝想那个客体，这种凝想、凝视、凝思，正是艺术家命定要来从事的活动——重复我的意思：就是那耳喀索斯的活动——唯物史观要把历史归入科学概念，连串“事实”似乎专为辩证法推论存在，完全无视“个体性”，只要普遍性，而历史、艺术要具体性、个别性。
历史不属于科学的概念范畴，属于艺术的概念范畴。
历史是要对客观思考、凝视，非旨在理解。这也正是艺术的课题。
我不完全同意克罗齐的观点，但部分是对的。唯物史观把历史拉到科学，克罗齐把历史拉回艺术。唯物史论把历史看成规律性，不看到个体性，起初即错。历史的个体性只可做凝视、观照，不可做成规律性。唯物史观因找规律，爱预言，而预言皆不准。如预言工人会上政治舞台，结果是希特勒。
回到荷马，是对历史细碎性的凝想，故史诗成为历史与艺术的理想结合。克罗齐之说，近乎荷马史诗。
是否因荷马的方法，历史、艺术两个概念可以等同起来呢？
对于太多艺术家气息的历史学家，我遗憾：何不去弄艺术？反之，考据气盛的人，我也反对。最理想是司马迁。他是历史学家，有文学才能，但不多用，他知道。
鲁迅评《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好！
“史家之绝唱”，即历史真实性，是对客体的观察、凝想。“无韵之离骚”，即艺术的真实性。《史记》中最上乘、最精彩的几篇，恰好合一，双重连接了这个标准，如《项羽本纪》。
说到这儿，要说几句司马迁的坏话：他的伟大，是有限的，他的精神来源是孔老二，是儒家精神，用儒镜照史，是迂腐的。他能以孔子论照，何不以老子论照？试想，如果司马迁这面镜不是孔牌，而是李牌，不是“好政府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那么，以司马迁的才华气度，则《史记》无可估量地伟大。以唯物史观的说法，这叫做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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