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是2011年上映的片子，也是顾长卫导演的第三部电影。此前的《孔雀》和《立春》反响都不错。《最爱》在大众的评价中却出现了两极，以爱情片的视角，被认为将“生死绝恋”表达到了极致。同时，又因为不可避免的商业化被诟病。
其实，笔者更喜欢《最爱》的英文译名“Love for life”，直译便是“对生命的热爱”。这让我们可以窥探到，也许顾长卫是在权衡商业利益之外，披着爱情的外衣表达着对生命的怜悯。
《最爱》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场卖血引发的悲剧”。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山村，人们在利益驱动下卖血赚钱，却也将世纪绝症“热病”感染上身，生命以秒计算。
在笔者出生的小农村，十多年前经济发展不甚乐观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也常去献血，为的是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的补贴和牛奶面包。这在现今看来稀松平常的食物，在当年是村里很少见到的“高级货”。《最爱》影片里的村庄大抵和笔者的小农村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更疯狂，直接靠卖血赚钱。
至于有多疯狂，从商琴琴卖血的初衷就可以窥斑见豹，她只不过“想买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赵得意卖血的原因则更直接，完全出于一种意气，或者将卖血理解成为一种跟风从众，“谁都卖，我大哥就是不让我卖，我就跑到隔壁村卖去了”。
这种疯狂总是让我禁不住与如今的网贷联系起来，一样为物欲趋之若鹜地献身，一样为着某种虚荣，一样以生命为代价。这刚好印证了一点，人们面对物欲浮躁的情绪并不会因为身在质朴的乡村或是繁华的都市而有所减损。
顾长卫花费三年的心血成片的《最爱》，并不想要愤世嫉俗地批判这个物质的社会，这些为物欲所累的人们。他更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的探索，“我希望观众和我一起花时间，尝试着用心去认识和理解这些我们可能平时会不屑注目的生命，感受其中的质感，找到灰暗背后那光明灿烂的一面。”
《最爱》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性：普通。他们会耽溺在短暂的快乐里，也会沉浸在满溢的私欲里，他们有肮脏的人之恶，却也各自散发出光芒。
这里没有英雄和壮士，就连男主赵得意也没有任何主角光环。看到父亲老柱柱被村民围攻，他悄悄地溜了。垂涎商琴琴的美色，他又麻利地凑了上去。他一面假装大义地要媳妇郝艳改嫁，一面又不放心地让老柱柱去留人。就像老柱柱拦着不让将小学的桌椅搬走时，赵得意甩给父亲的一句话“搬就搬吧，又不是咱家的”。他是典型的有热闹凑热闹，有难关躲难关，有便宜捡便宜的人。
没有所谓的世外桃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算计清浅可见。赵小海在赵得意找上门讨要商琴琴的离婚证时，怀着心机地要赵得意死后将名下的两间房过户给他，以便他讨下一任媳妇儿。
没有所谓的人间正道，否则老柱柱的长子赵齐全不会在丧尽天良地倒卖村民血液之后又做起卖棺材的生意，将人们的后事操持得那么齐全。
更没有所谓的死者为大，染病的商琴琴在被婆家抛弃以后一样遭受婆家的谩骂和厌弃；赵得意去杂货店买东西，店主将找零夹着放进他的口袋，在他与世长辞之前就拒绝与他有任何接触。
那么，这些染病的人又在生命尽头表现得如何伟大了吗？
背负着“子债父偿”传统观念而心怀愧疚的老柱柱将染病并受到歧视的村民集中到废弃的小学统一照顾。一个曾经用来栽培生命的地方，如今成为无人垂怜的死亡孤岛。
死亡在我们的印象里，要么是冷峻的，无望的，甚至是瘫软的，要么是被讴歌的，悲壮的。绝想不到的是，在废弃的小学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人的七情六欲仍然生机盎然，几乎让人忘记他们将不久于人世。
赵得意和商琴琴在肆意挥霍着性和爱情，丝毫不避讳旁人的冷眼和嘲笑。粮房姐偷偷地、一点一点地将公粮藏进自己的枕头里，似乎一点也没有料想过自己死期将近，“身外之物”万般带不走。老疙瘩却心知肚明地、一板一眼地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因为年轻时许过自己的媳妇儿一件红袄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一个小偷。四伦叔死前花光了他所有的时间，用来找那个红本子。生命逝去以后，双手还紧紧地握着它，本子掉落时露出了一张他年轻参军的照片。腐厮哥俩则为了身后能躺在豪华的棺木里俨然成为小学里的地霸，打起剥削这些将死之人的主意。
有人觉得可悲，感叹为什么他们到死都不能清醒，哀其不幸，又怒其堕落。换个角度想，生命一点点流逝，他们依旧全力奔跑，追逐渺小易逝的幸福。他们把死亡看得像是大嘴手上的喇叭没电了一样平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卯足了劲去追求，拼命要在生命尽头赚一把的态度不令人动容？
谁也没有资格去为人生设定一个标准，怎样活着是高尚的，而怎样活着又是耻辱的。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举止，每一个选择都应该被尊重，无论是道德的，亦或是不道德的。人的可爱也许就在于普通而不同，总是教人哭笑不得又万般无奈。而对生命的热爱，就是要像《最爱》里的人们，不管不顾地活出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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