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的说，之所以读《小说与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前段时间读了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很有感触。我很偏爱女性作家，总觉得她们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主角内心的纠结和复杂，王安忆如是，严歌苓如是，张爱玲如是。
读了《小说与我》，才知道这种写作风格，在王安忆最初开始创作的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在那个时代，作家们大多着力于更高远的立意，所以王安忆甫一出手创作小说《雨，沙沙沙》，便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小说比较私人，从大时代背景下女主角知青雯雯对爱情和生活的选择入手。评论家评论这种风格叫做“向内”，更有评论家以《雯雯的情绪天地》为名写了评论，使得王安忆在小说界小有名气。
王安忆的这部《小说与我》，并不像一般意义的写作书籍。许是因为添加了许多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乃至中、长篇创作的经历，全书多了几分“漫谈”的风格。她并不刻意强求整本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只是就自己感兴趣的片段娓娓道来，整本书少了几分教科书式的“刻板”，多了几分温和与平易。
《小说与我》谈了许多我感兴趣的话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写作者自身的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前段时间在读美国人艾丽斯·马蒂森写的《写作课》，也提到这个问题，她鼓励小说家更多的去虚构，而不要太多的依赖自己的生活。王安忆论及这个问题，感慨自己不像作家莫言，有着复杂的人生阅历，写作素材也因而更加宽广。但其实她也很幸运，母亲是知名作家茹志娟，毋庸讳言人生中有着贴近文学的天然土壤，更有机缘较早去参加研修班、出国研习写作，和同时代作家相比有了更为开阔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经历总或多或少的决定了她的写作风格和思路吧。
言归正传，还是从王安忆自己的作品角度，谈谈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王安忆在书中提到，虽然在写作当时她自己觉得视角等都超出了个人经历的范畴，但多年后回头看来，无论是她创作的《69届初中生》还是其他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自己上山下乡和回到上海时无处皈依的经历和情绪。读完我颇有些释然，虽然未曾着手写小说，但想着多年后也许有闲有钱有想法时，我说不定也会将人生经历拿去写小说，那么这种带着很多的个人色彩的小说应该也不算背离了小说创作的宗旨吧。
第二就是由书中《诗与真》而引发的文学世界与真实生活的关系的思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己也会产生一种不确信，觉得文学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似乎不能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么简单的话语“一言以蔽之”。有时候文学世界慷慨激昂，而现实生活“一地鸡毛”；而有的时候，可能又真的会有如读者觉得“春大姐”的故事像自己庄上的迎春的经历“一模一样”的感慨。在我看来，小说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和生活的局限，而那些在不同时代中都有共鸣的文学作品，可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多的保存下来而光照千秋。这些靠的是机缘，是作者的天分和体察，也取决于读者的共鸣，终归是可遇不可求吧。
当然，作为教授小说创作的书籍，总有些“点”让我若有所思。
比如王安忆在《文字的表达》中言及细节，提到“小说要格外敏感于事物的精神。”她以《红楼梦》为例，说林黛玉带着药香与前世是绛珠仙草有关，薛宝钗以“花蕊”为药得的是“富贵病”，而贾宝玉的病因“玉”而起，也因“玉”而终结。足见细节的独具匠心对小说的成败的影响。
还有些王安忆在教授写作课程时，对学生进行的写作训练也颇有意思。比如，王安忆让学生注重空间，以1933老场坊为背景写作。她有意识的限定条件，让学生写作的方法，值得写作者借鉴。再比如，她在举例有学生想写许广平、朱安、鲁迅与周海婴共处一室的新旧文化对撞时，提到“写作要从艰深处入手，不能轻易放弃。”无疑也让人有很深的思考。
当然，这是本漫谈类写作书。如果你追求学习写作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那么这本书可能不是你的“菜”。但如果你已经开始写作，只是希望对自己有所“提示”，那么相信，从事多年写作的王安忆，结合自己的经历的“心得”，对你应该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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