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大哥小哥作为知青下放，爸爸妈妈开始每月给他们三元钱，用来理发和购买日常生活必需用品。有一天，大哥从农村回来，从妈妈手上接过钱，突然唤我：“小妹，来，给一分钱你。”
下放农村是个什么概念我不知道，但钱的概念我知道。我们家门前的大街上常常有卖甘蔗的小贩走过，那甘蔗挑子中竖着参差不齐的甘蔗，最吸引我的是挑子底部的短甘蔗--------长甘蔗要七、八分钱呢，我不敢奢望，而伤残的短甘蔗有时一分两分可以指望买得到。我常常为此缠着姐姐要一分钱。姐姐大我五岁，这一辈子她像母亲一样呵护着我。作为长女，姐姐有管家的天赋，在大哥小哥没下放之前，姐姐就越过比她大的大哥小哥，坐上了当家的宝座。（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妈妈周末回来。）姐姐买了什么都记帐：冬瓜三分，白菜两分，豆瓣酱……
家穷，怎样把一个月的日子熬过去，姐姐这个当家的很难，小菜都得斟酌着买，有时甚至一碗豆瓣酱就是菜了。买甘蔗吃，她自己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她有时会心软，挤出一分钱来给我，同时在本子上记下：给小妹买甘蔗一分。
所以，当大哥说给我一分钱时，我非常意外的惊喜。
那年我十岁。
从那次以后，宠着我的大哥小哥不时会在领取月例后给我钱，有时给一分，有时给两分，我把钱都放妈妈手上存着，想做个财主。
后来，姐姐下放了，爸爸妈妈也给她每个月三元钱，买肥皂牙膏卫生纸……那时刚时兴尼龙袜子，很贵，两三元一双，姐姐前前后后居然给我买了好几双。
那时我上高中。
几十年过去了，忘不了，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哥哥姐姐们给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的浓浓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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