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思想文化来源，其本身也在不断演化，但受限于儒家开创者孔子所处历史背景和他所要实现的历史目标、以及中国古代普遍的厚古薄今思想的影响，使儒学虽然在历史中不断演化，但由于历史背景变迁，儒学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依然存在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裂，并严重影响了历史走向。
儒学的诞生
儒学孔子开创的一门学说，其中必然包含着孔子思想、理念与适用对象。首先，现代人认为儒学最出名最重要的著作《论语》并不完全代表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家最核心的著作之一，是对儒家开创者孔子言行的纪录，涵盖了孔子提出的做人修养与目标等，但并不是儒学的核心思想。因为《论语》只是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所编写的一部孔子起居与对话录，并不完全代表孔子本人思想，更不代表儒学的核心目标。如果只看《论语》很容易认为儒学的核心是培养君子，实行仁德，但这只是孔子对个人修养的一种主张，对一个开创于乱世的学说而言，其主张必然要回答为何会出现乱世以及如何结束乱世，即为何出现和如何解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答案，面对的必然是帝王，不是老百姓、士人、甚至將相。儒学对此问题的回答：为何出现乱世？因为周礼崩坏和诸侯不臣；如何结束乱世？施行仁政与恢复周礼。因此作为一个面向帝王的治国学说，儒学的核心思想为施行仁政与复兴周礼，此二者是孔子作为开创者所提出的儒学目标。《论语》所提到的君子，更多是孔子所认为的个人修养与个人目标，并不属于儒学必需品。因此无论是孔子，还是之后的孟子、荀子等人，其推广学说的核心目标为说服帝王实行仁政，至于个人修养，无论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还是孟子所提出的大丈夫，都属于希望他人向善的个人追求，不是儒学必需品，因此早期个人修养的追求与核心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与错位。只是儒家提出的政治主张，并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在生产力不断发展，诸侯间相互征伐的春秋战国年代，儒家提出回到过去、复兴周礼、施行仁政显得很不合时宜，这也是虽然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地位很高，但儒学却始终无法推广无法被帝王接受。因此儒学本应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与其他学说一样逐渐被历史淹没，但一个偶然契机使儒学重新兴起，也带来了问题与错位。
儒学的兴起与变化
汉武帝时期，旧时的道家与法家，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结构，汉武帝需要一套新的治国学说。董仲舒恰逢其时，将改造后的儒学呈献给汉武帝并得到赏识，儒学被奉为官方正统思想并打压其他思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得以兴盛。但此时的儒家与孔子时期的儒家已经相去甚远。首当其冲是儒学的核心目标已经消失，正如前文所述儒学的核心目标为复兴周礼与实行仁政，但在汉武帝时期，有学问的人都明白复兴周礼已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实行周礼所必须的种种社会形态例如低生产力、低统治力、全面实行分封制等都不再可行，也因此复兴周礼仅仅成为一种口号。同时施行仁政，并非儒学的独有目标，诸子百家虽说法各不相同，但均认为自己所施行政策为仁政，不会有那家认为自己施行政策为暴政。因此仁政虽是儒学提出的主张，但不归儒学独有，更不足以支撑儒学与其余学说泾渭分明。儒学在丢失了所提出的核心目标后，寻找新的核心目标进行替代就尤为关键，而儒学所探寻的新核心目标为对个人修养的强调，即对君子目标的追求与对君子的普世化。早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所提出的君子与大丈夫都仅仅是个人的目标追求，即孔子虽然希望弟子个个成为君子，但并不是强制要求，同时君子作为个人修养的极高目标，孔子并不认为有任何弟子达到了君子目标，即使孔子不停夸赞的颜回也未达到，因此对孔子而言君子的普世化无疑是无稽之谈。但在汉朝将个人修养作为新的核心目标后，君子成为当时儒家学者必须达到的状态，到后来甚至扩大到任何读书人都必须成为君子，这就是个人修养的目标化与普世化。自此开始，儒学与孔子倡导的儒学逐渐渐行渐远渐背道而驰。因为对君子追求的普世化和君子目标要求过高，催生了一系列人面兽心伪君子的诞生。由于时代变迁，《论语》中诸多思想已不合时宜，但作为官方思想核心，《论语》又是任何读书人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这必然出现书本知识与现实的错位，造成读书人的迷茫。
儒学个人思想的变化
无论现代还是古代，儒学被普遍认为相当迂腐相当束缚。但在春秋战国长达几百年的时期，许多人践行儒学，儒学未消亡反而有时大兴，这足以证明儒学有其独特优势。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学核心强调的是个人修养，保持初心、不计成败，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重过程轻结果，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计成败的思想依然能求存的原因：春秋战国是一个多国家的熟人社会，某人因为做好事并未获得回报时，熟人会记其一份人情，将来对其进行帮助。例如现代农村有人结婚盖新房时，村里其余熟人会免费进行帮助。当这些熟人需要帮助时，此人也会出力，即合理互惠原则。春秋战国时，当某人严格践行此种规范后，即使在本国未得到重用也会有其他国家对其进行招揽，这也是儒学大行其道的关键所在。秦朝后，分散的多国成为大一统国家，想要出仕实现抱负和理想，只能靠人举荐或是科举做官，而这种选拔模式大大降低了君子的自由度。传统熟人社会由于城市集中化，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并在科举制施行后愈演愈烈。适用于熟人社会的法则，并不适用于陌生人社会。例如在熟人社会中，即使做好事不求回报，也总会有人记得欠一份情，最次也会帮助扬名。但在陌生人社会，你帮助过的人前往天南海北后，此生可能不会相见，并不能形成互利互惠。作为儒学核心观点的《论语》恰恰是教导君子坚持操守，而这些教导也适应于熟人社会法则。这些法则随着陌生人社会逐渐被抛弃，这导致古代读书人的观念错位：精心研读的儒学教导的是一套法则，现实运行另一套法则，这导致观念错位，也使得读书越精深、越认真的读书人错位感越大。根据心理学认知失调理论，没有人可以承受如此的精神分裂，因此读书人要么认为现实利益才最重要，儒学是假的、糊弄人的东西；要么认为整个国家出现问题，官员集体腐化堕落，有违圣贤意志，必须予以改正。但第二种认知的调整无疑更为困难，很少有人做到，做到的人都成为标杆人物，例如文天祥、海瑞等，第一种认知的调整更是加剧了伪君子的产生。
儒学目标的变更与君子追求的普世化、儒学经典的不合时宜、读书人的认知失调，这几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历史上伪君子与恶人层出不穷，但闪闪发光的英雄人物也不在少数，他们擎天柱一样的存在，不断团结一切力挽狂澜，为整个华夏民族带来了新的发展。因此虽然儒学不断演变，逐渐偏离了最初的样子，演变的更加功利更加极端，但总有人能够追本溯源，追寻其最初的方向。通过对伪君子与擎天柱的对比与观察，可以发现儒学在不断演变过程中对整个民族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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