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
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
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
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
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
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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