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很宏大。改朝换代、外族入侵，一面旗帜被砍倒、又一面旗帜被举起。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各方势力彼此争斗、又相互交融，一个皇帝被赶下了台，另一个皇帝被推了上去… …此起彼伏间，仿佛乱作一锅粥——而就在这宏大的三千年间，中国的历史，却恰恰就是在这一锅粥式的大格局中，以其独有的延续性和创造性，引领着全世界。就连率先走进工业时代的英帝国所派出的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在首次出访中国以前，都还要听他的国王乔治三世特别对自己嘱咐一句，“你即将前往的，可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中华文明在漫长岁月里，所积攒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世界，中国的历史，并非最为古老。但五千年来，一脉相承，绵延至今者，却无出其右。究其原因，自是众说纷纭，而在笔者看来，其文明之开放性，其思想根源之抽象性，似乎正是她的独到之处。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从来都是超越种族性质的。而“中国”一词的本质，则又源于文化。上古时，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以为其居蛮夷戎狄之中，所以得名“中国”。周朝文献中，京师、天子直辖之王国，以及中原地区，均称“中国”。接着，到了汉朝，民族的范围也越发扩大，国家的疆界再度扩大，而与之相呼应的，自然是“中国”一词，也随之扩大了。汉朝是个一统天下的朝代，而其天子权力所能直接管辖的地方，则均是“中国”。
由此可见，从上古，到大汉，由方位，到地位。原来是因居于中间，而自称“中国”，到了后来，这方位被概念化了。结果，谁是“正统”，谁就被理解为天下的“中央”，谁就是“中国。”
炎黄大战蚩尤，蚩尤战败，于是，其背后的黎族便并入了夏族的体系。夏族集团有“百姓”，黎族集团称黎民，“黎民百姓”一词，由此而来。除此之外，汉朝战匈奴、南北朝割据、五代十国大乱斗、宋都南迁… …如若以血统论，中华民族早已不是个单一的种族。即便如今的人们依然自称“汉人”，但这汉族本身，就是个混血而来的多元体，为汉人所推崇的大唐王朝，其开国皇帝李渊、太宗李世民，均系汉、鲜卑之混血儿，谈不上什么“纯种”汉人。后世王朝，如若做一番鉴定考证，想必离这“纯种”，就更加遥远了。
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竞技场。不论谁来、不论谁走，留下的永远是优秀者。汉人是这竞技场中的主体，而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逼迫着此地的人民，面对不断出现的外族，必须永远保持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这先进性的本质，平等、多元、融合，以我为本，却又不拘一格、海纳百川，不以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论高低，凡是对我无害的、凡是对我有利的，也不论其出身、其种族——凡是“开化”的，我全都接受。久而久之，我的分享予你，你的变成了我的，敌我早已不分，文明早已融合，一种形态的兴盛不代表另一种形态的死亡，民族内涵愈加丰富，文化的发展愈加繁荣，这便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特性。
如水一般无形，也如水一般，包容万物。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普世价值”为何物，我们不知道，只是取了个抽象的名字，叫做“道”。“道”具体表现为何物？百家争鸣。而所有的争论，都是尝试、都是假设，都是方法论，都不是独一无二的结果。即便是被反复推上前台的儒家，在历史上，虽看似地位颇高，但也不过只是这百家中，为维持和平年代秩序的、较为适用的一家而已。
中华文明的开放程度，远远超出今日你我的想象。
然而，至少三千年的世界老大，其落点，却又那般令人唏嘘。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一双承载了屈辱的手，一位令人费解的人物，一支属于卖国贼的笔。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上，满清大臣李鸿章，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于是，五千年文明，三千年的辉煌，就在这一刻，全都荡然无存。
甲午一战，早就已经日落西山的大清帝国，其最后一块“招牌”——北洋水师，也终于在自己的近邻日本面前，被打得全军覆没。关于这段历史，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对于李鸿章个人的是非，自是话题不断。有人比照过中日军舰的单兵作战能力，也有人比照过中日军队的人数、武器、装备，诸如此类。有人提出，如若不是李鸿章以个人之私，保其舰队，那么北洋水师其实依然还有很大的机会打败敌人… …诸如此类，众说纷纭。
这些议论，都各有道理。李鸿章其人，暂且不谈其腐败的一面，只说他对洋务运动的促进，就当时的极端保守势力而言，他应该算是清廷内部一个相对进步的人物。但论及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看到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
不论怎样洗白，李鸿章都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士大夫。换言之，其权力来自封建体系，其利益来自封建体系，其对于社会的促进，目的势必还是要维护封建的体系。这个时候，倘若人类尚且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封建制度自然是一套对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有利的体制，维持封建体系良性的运转，自然就是对国家发展的促进。然而，时代变了。对进入工业时代的迫切需求，从本质上而言，势必需要打破封建的枷锁。自由经济（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由经济），在面对封建权力的垄断时，无法获得相应的喘息空间。
而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李鸿章这个人物，不论他怎样促进洋务运动、怎样引进西方技术，由于他对封建制度一心一意地追捧，这一切，都不过只是一场瞎折腾。本质上来说，与极端保守派相比，他只不过算得上个“五十步笑百步”。
北洋买得来先进的军舰，但买不来自主的工业体系。买的来一时的风光，却买不来永世的太平。
可这时的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在首相伊藤博文等精英的操作下，对封建体系进行了彻底地改造。从经济模式、到教育制度、到国家体制，早在与北洋一战之前，其义务兵役制已初现成果，其工业制造业，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在中国人还不得不依赖外国工程师的时候，他们的重要军工厂里，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建造体系。两者相比，日本不利的地方，只在于其国库的空虚。可是，良性的发展已经开始，产业革命已经到来，政府的税收正一年比一年更加充沛——这看似空虚的国库，却是“活着”的。反观清廷，政治腐败、修建颐和园、为太后过大寿——这唯一的财力优势，并没有被用在工业体系的建设上，结果是亭台楼阁越修越漂亮、国家实力越来越弱小。
这国库里的银两，是“死的”。
事实上，甲午一战，就算是清廷战胜了日本，可以大致肯定的是，在这以维护封建体系为本的政治环境下，清廷的实力还会越来越弱，而日本的实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还会越来越强。如若再有一战，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还是难以避免。
因此，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物的评价，笔者看来，他可能也充满了感伤，可能也十分无奈。但不论怎样洗白，退一万步来说，他都始终是个落后的个体。甲午战败，作为一朝臣子，他必然倍感屈辱。外敌入侵，他也必然会心生悲愤。作为一个人而言，这都是合情合理的真情实感。就和一个平日里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当别人议论他成绩很差的时候，他也同样会感到生气是一样的。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后来的戊戌变法，且不论康有为的举动是否过激，但李鸿章因担心体制的彻底改革，造成了家族利益的受损，于是令其长子亲家杨崇伊暗中告密太后的举动，本身已说明了李鸿章个人在维护封建体系运转时所表现出的落后属性。而对这种落后属性的固执，不论他出于情怀还是出于私利，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下，他都没有理由被有些人当成“英雄”来供奉。
说他卖国，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而甲午的战败，三千年的落点，刨去战术性的话题不说，单说其对封建体系的拥护、对慈禧太后的阿谀奉承——这本身，已使他难辞其咎。
可如若换一个角度，让我们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历史，我们就不难提出一个疑问。
三千年很宏大。三千年的落点却很悲凉。
这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
纵观历史的脉络，“中国”一词，从方位、变成了地位，又从文化概念、变成了政治概念，多元的文明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走向了巅峰，又随着时代的再进步，而走向极端了。孔子的学说从方法论变成了信仰，孔子的地位也从老师变成了圣人。百家争鸣，先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但在行动上，则虽以儒家为首，但兼有百家（汉宣帝言，王霸杂行）。却又随着对路径的依赖，逐步变成了以儒家为“唯一”。明朝成化年以后，随着八股取士的推行，四书五经变成了“圣经”，孔夫子，变成了“耶稣”，“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的思想，就这样被儒家一家给垄断了。
不再是百家中之一家，儒家本身，也难有大的发展。
没了多元文化的属性，中华文明，本身也走向了极端。
清乾隆年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着乔治三世国王的嘱托，来到这个被当时的欧洲人当做“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时，那个伟大的中华文明，其实已经褪色了。
笔落三千年，落下的句点，不过一场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的镜头，所定格的，也不过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人们的议论，不过只是“卖国”“屈辱”，还有悲愤，小说的篇幅，也不过短短十几万字。
可这背后引人深思的内容，却又实在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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